的烟雨带到了常熟，把南湖的荷花种在了草堂的窗前。她每天给荷花浇水，每天对着荷花说话。她把荷花当成了南湖的替身，把草堂当成了南湖的旧隐。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荷花会一直开着，那些词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孙某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孙某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孙某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孙某说：“你的词，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孙某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她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四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孙家的媳妇，是孙某的妻子，是孙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孙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孙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词上。词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醉墨词》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孙某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她把自己关在南湖草堂里，不出门，不见客，不梳妆。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抄写丈夫的诗句，一遍一遍地读，读到泪流满面，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字都花了。她把孙某的诗稿编成《孙子遗稿》，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词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常熟的南湖草堂上，落在南湖的烟雨楼顶，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醉墨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词，被收录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词》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醉墨词》中写过这样一句：“弟也工词，姊也工词，一样愁滋味。”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愁，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弟弟的，是丈夫的，是沈家的，是孙家的，是南湖的，是烟雨的，是那场下了几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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