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被遗忘的文字回来。他在书架上摆满了金石拓片，汉碑、魏碑、唐碑，无所不有。他把那些拓片当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他对着拓片说话，说那些不敢对任何人说的心事。拓片不会回答，可拓片会听。他不怕拓片不会说话，怕的是拓片碎了，他的心事没有人听了。他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他不能忘。他还要访碑，还要拓碑，还要考碑，还要等那个人来。

    他三十岁那年，开始访碑。他沿着运河，从济宁出发，向南到扬州，向北到北京，向西到洛阳，向东到泰山。他走了几千里路，访了几百块碑，拓了几千张拓片。他访了《汉武梁祠画像》，访了《汉鲁峻碑》，访了《汉乙瑛碑》，访了《汉礼器碑》，访了那些他听说过、没听说过、见过、没见过的碑。他访了一块又一块，拓了一张又一张，考了一篇又一篇，访到手都肿了，拓到眼睛都花了，考到头发都白了。可他不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访不到那些碑了；他怕访不到那些碑，就再也救不回那些字了。他救的不是字，是史。是那些被风雨蚀毁了的、被时间湮没了的、被世人遗忘了一千年的、石上的史。

    他在《嵩洛访碑日记》中写道：“余性好金石，每闻有古碑，必往访之。虽风雨寒暑，不惮也。盖恐其一旦湮没，后人无由见之。”

    虽风雨寒暑，不惮也——即使风雨寒暑，他都不怕。盖恐其一旦湮没，后人无由见之——他只怕这些碑一旦湮没了，后人就再也见不到了。他不是学者，他是救火者。他在时间的火场里，抢出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碑石，拓下来，考出来，记下来，让它们活在纸上，活在书里，活在读者的心里。他不能让它们活过来，可他能让它们不被忘记。不被忘记，就是活着。活在他的拓片里，活在读者的眼里，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他访了一块又一块，访了二十年，访到鞋都磨破了，访到腿都走不动了，访到身体都垮了。可他不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访不到那些碑了；他怕访不到那些碑，就再也救不回那些字了。他访到最后，只剩下一块碑。那块碑，不是汉碑，不是魏碑，不是唐碑。那块碑，是他自己。他在那块碑上，刻下了三个字——“黄小松”。他不需要被人记住，可他需要被人知道。知道是他，把这些碑从风雨中救出来的；知道是他，让它们活在了纸上；知道是他，替它们守了一辈子的孤灯。他不怕被人忘记，怕的是它们被人忘记。它们被人记住了，他就满足了。

    他晚年，是在古欢堂里度过的。古欢堂，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古是古人，欢是欢愉。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碑，立在古欢堂里，立在风雨中，立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他一个人，住在济宁的老宅里，守着那些拓片，那些书，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他不再访碑了。不是访不动，是不想访了。访碑是需要对手的。他的对手走了，他访给谁看呢？

    他把那些拓片，一张一张地翻，一块一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读了《汉武梁祠画像》，读了《汉鲁峻碑》，读了《汉乙瑛碑》，读了《汉礼器碑》，读了那些他访了一辈子的、救了一辈子的、爱了一辈子的碑。他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们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辈子。”它们没有回答。它们不会回答。它们死了。可它们的字，还在。它们的名，还在。它们的人，还在他的拓片里，还在他的心里，还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好。不走就好。”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他死了。死在他还来不及访完最后一块碑的时候，死在它们还没有全部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他还在等。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能不等。等，是他唯一的信仰。不等了，他就真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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