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太清。北京的风沙里，她穿着男装，腰佩短剑，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飞驰。日本人看到她，惊叹不已——“这个中国女人，真了不起！”她很喜欢别人说她“了不起”。不是因为她虚荣，而是因为她想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差。女人可以读书，可以习武，可以革命，可以上战场，可以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她做到了。她读了书，习了武，革了命，上了战场，做了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可她还是没有得到幸福。她的丈夫奕绘死了，死在她四十岁那年，死在王府的深院里，死在那一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她被赶出了王府，带着几个孩子，住在西城养马营的一间破屋里。她卖字为生，一个字卖一文钱。她卖了一辈子字，卖到眼睛都花了，卖到手都抖了，卖到再也写不动了。可她还在写。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她死了，死在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不，北京没有江南的雨。北京有风沙，有雪，有冰，有霜，有那些她写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哭了一辈子的词。她死了，可她的词还在。在《东海渔歌》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写。写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写那阵永远吹不完的风，写那场永远做不完的梦。

    她们是吴藻。杭州的西湖边，她穿着男装，戴着方巾，腰佩短剑，在酒楼里与文人雅士们饮酒唱和。她笑着，闹着，唱着，舞着，笑得像一朵桃花，闹得像一阵春风，唱得像一只黄莺，舞得像一柄宝剑。可她心里是苦的。她苦了一辈子，苦到牙齿都酸了，苦到心都碎了，可她不说。她只是笑，只是闹，只是唱，只是舞。她怕一停下来，就会哭；她怕一哭了，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她后来嫁了人，嫁了一个商人，嫁了一个不懂诗、不懂词、不懂她的心的男人。她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词，他读不懂；她唱了一出又一出的戏，他听不懂；她哭了无数次，他看不见。她后来不哭了。她把自己关在香南雪北庐里，关在那盏孤灯下，关在那卷永远写不完的词稿中。她把那些词稿看了又看，改了又改，烧了又写，写了又烧。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她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她是吴藻，字苹香，号玉岑子，一个会写词的女人。不是某氏，不是某人之妻，不是某人之母。是她自己。她死了，死在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她死了，可她的词还在。在《花帘词》里，在《香南雪北词》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词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写。写那朵桃花，写那阵春风，写那只黄莺，写那柄宝剑。写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

    她们是沈善宝。北京宣武门外的一条窄巷里，她坐在一间低矮的书房里，窗外是一株老槐树，雨水顺着槐叶滴下来，滴在窗台上，滴在她面前摊开的稿纸上。她正在编一部书，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一部关于那些和她一样、被历史遗忘的女诗人的书。书的名字叫《名媛诗话》。她编了十年，编了二十年，编了一辈子。她编到手都肿了，编到眼睛都花了，编到头发都白了，编到再也编不动了。可她还在编。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不知道那些名字还在不在了。名字在，她们就在。名字不在了，她们就真的死了。她不能让她们死。她要把她们的名字从故纸堆里捞出来，擦干净，放在书里，让她们活着。她做到了。《名媛诗话》里，有几百个名字。几百个，够了。几百个，够她活一辈子了。她死了，死在那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她死了，可她的书还在。在《名媛诗话》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书的人心里，她还活着。活着，就能继续编。编那些名字，编那些诗，编那些被历史遗忘的魂。

    她们是王端淑。绍兴山阴的老宅里，她坐在一间低矮的书房里，窗外是一株老梅树，雨水顺着梅枝滴下来，滴在窗台上，滴在她面前摊开的稿纸上。她正在编一部书，一部关于女人的书，一部关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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