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苏雨指了指周围的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服装、一个角色、一个故事。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走来走去，像是一群群演，而我们是主角。”
“那谁是导演？”方哲问。
苏雨想了想，笑了：“大概是这座城市本身吧。”
他们在公园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经过了大草坪、贝塞斯达喷泉、弓桥，最后在草莓园附近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草莓园是约翰·列侬的纪念地，马赛克拼成的“Imagine”字样嵌在地面上，周围摆满了鲜花和蜡烛。
苏雨看着那些鲜花和蜡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以前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人们会怎么记住我？”
“怎么突然想到这个？”方哲问。
“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苏雨说，“大到让人觉得自己的存在很渺小。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明天就从这里消失，会有多少人注意到？”
“我会。”方哲说。
他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风吹散。但苏雨听得清清楚楚。
她转过头看向他，他没有看她，目光落在前方的草地上，表情平静，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随口一说。但苏雨知道，他不是随口一说的人。
她没有接话，只是转回头，也看向前方的草地。风从树梢间穿过，带起几片落叶。那个问题，她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大都会博物馆
从中央公园穿过去，就是大都会博物馆。下午的博物馆人很多，各个展厅里挤满了游客。他们没有特定的参观路线，只是随意地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看到感兴趣的展品就停下来多看一会儿。
在欧洲绘画展厅，苏雨在一幅油画前停下了脚步。画面上是一个年轻女子，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封信，目光望向窗外，表情介于期待和忧伤之间。
“这幅画让我想起艾米，”苏雨说，“那种等待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还是在等。”
方哲看了看画作的标签：“《窗边的信》，1879年。”
“你觉得她在等什么？”苏雨问。
“也许不是在等什么，”方哲说，“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封信里的内容，所以在看窗外，拖延时间。”
苏雨转头看了他一眼：“你这个解读，很导演。”
“职业病。”方哲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埃及神庙、希腊雕塑、日本铠甲，最后在现代艺术展厅停了下来。方哲在一幅抽象画前站了很久，那是一幅巨大的画布，上面只有几种颜色的色块，看似随意地涂抹着。
“这幅画值多少钱？”苏雨问。
“不知道，”方哲说，“但肯定比我们俩的电影加起来还贵。”
“那你看懂了什么？”
“什么都没看懂，”方哲说，“但站在它面前，会觉得安静。这就够了。”
苏雨也站在那幅画前，试图感受方哲所说的那种安静。展厅里人不多，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洒进来，空气中弥漫着颜料和旧木头的气味。她确实感到了一种安静，但那安静不是来自画，而是来自站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晚餐与告别
从博物馆出来时，天色已经渐暗。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餐桌上，方哲的手机震动了几次，他看了一眼，没有接。
“工作上的事？”苏雨问。
“嗯，巴黎那边有一些细节需要确认，不急。”方哲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放在桌上。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
“下午两点。”
“那明天上午还能再待一会儿。”
“嗯。”
晚餐结束后，他们沿着第五大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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