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维也纳第八区。
伊洛娜在工厂区采访了一个星期，终于写完了一篇关于“童工”的报道。她采访了十几个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十二岁。他们在工厂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在纺织厂，有的在火柴厂，有的在玻璃厂。他们的手上全是伤口，有的缺了手指，有的眼睛被化学品熏坏了。
她写道：
“六岁的汉斯，在火柴厂蘸药水。每天蘸四千根火柴，挣十个克洛伊茨。他的手被药水泡烂了，指甲掉了三个。他说，‘妈妈病了，要吃药。药贵，我不能不干。’
八岁的玛丽亚，在纺织厂接头。每天接几百个线头，眼睛累得看不清东西。她说，‘我想上学，但妈妈说，上学没用。上学出来还是进工厂。’
十岁的弗里茨，在玻璃厂搬箱子。箱子很重，他搬不动，摔了一跤，箱子砸在脚上，断了两个脚趾。老板说，‘不干活就滚。’他不敢滚，他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要吃饭。”
伊洛娜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趴在桌上哭了一会儿。不是小声的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大声的、撕心裂肺的哭。
前台胖女人听到哭声，跑过来，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走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伊洛娜哭了大约十分钟，然后抬起头，擦干眼泪，继续写。
她写道：
“这些孩子不是数字。他们是人。他们不应该在工厂里度过童年。他们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在草地上玩耍，在父母的怀里撒娇。
但帝国不需要他们读书、玩耍、撒娇。帝国需要他们干活。干最脏的活，最累的活，最危险的活。
帝国说，这是‘必要的牺牲’。
我问：谁牺牲？谁受益？
没有人回答。”
她把稿子交给主编——不是贝尔塔了，贝尔塔的位置被一个中年男人接替了，姓韦伯，是一个精明但不太有胆量的人。他读了稿子，沉默了很久。
“这篇不能发。”他说。
“为什么？”
“因为会得罪人。得罪工厂主，得罪政府，得罪那些觉得‘童工没问题’的人。”
“那谁替这些孩子说话？”
韦伯看着她，眼神复杂。“你替他们说话。但你要活着才能说话。发了这篇，你可能连活着都难。”
伊洛娜把稿子拿回来，锁进抽屉里。
她没有销毁。她留着。
总有一天，她会发表的。她发誓。
的里雅斯特，炮台。
莱奥在九月中旬收到了一封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也不是雅各布写的——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写来的。信很短：
“莱奥：
听说你那里来了一个新兵，叫施密特。好好待他。他跟你一样，是个不会说谎的人。
帝国需要不会说谎的人。虽然帝国不喜欢他们。
男爵”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笑了。
“男爵怎么知道我不会说谎？”
“也许他调查过你。”
“调查我？我一个算账的，有什么好调查的？”
“也许你算账的时候，算出了不该算出的东西。”
施密特的笑容凝固了。他看着莱奥，沉默了几秒钟。“你是说……仓库的事？”
“也许。”
“男爵知道那件事？”
“他知道。账本是他让人查的。”
施密特低下头。“我还以为是你让那个咖啡馆老板查的。”
“是他查的。但男爵帮了忙。”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你是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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