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游行，从工厂区走到环城大道，喊着口号，要选举权、要面包、要和平。警察用水龙驱散，抓了一百多人。报纸上说，这是“一小撮暴徒”。但伊洛娜知道，不是一小撮。是很多人。
她在《新自由报》上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不是暴徒，是工人》。她写道：“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工人。他们工作了一辈子，养活了妻儿，缴了税，服了兵役。他们要的，不是暴徒要的。他们要的，是人该有的。”
费舍尔看了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发。”
文章发表后，报社又收到了上百封信。有支持的，有骂的。骂的人说，你躲在的里雅斯特，不敢回来，有什么资格说话？伊洛娜没有回。她把那些信锁在抽屉里，继续写。
“伊洛娜，你难过吗？”雅各布问她。
“不难过。骂我的人，不是因为我写错了。是因为我写对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回去干什么？看他们骂我？在这里，有海，有咖啡，有你。”
雅各布笑了。“你老了。”
“谁都会老。”
“老了就爱说好听的。”
伊洛娜笑了。“对。老了就爱说好听的。”
保罗的飞机试飞了。从的里雅斯特到巴黎，一千公里，七个半小时。他在巴黎郊外的空地上降落，加满油——其实是加满电池——然后继续飞。飞到伦敦，又飞了三个小时。他在伦敦郊外的一片田野上降落，几个英国农民围过来，看着那架飞机，以为是德国人的间谍。他用英语说：“不是间谍。是飞机。”他们不信。他笑了笑，坐进座位，起飞，飞回的了里雅斯特。
“科恩先生，我到了伦敦。”他走进咖啡馆，端起一杯咖啡，一饮而尽。
“看到什么了？”
“看到河。很大的河。比多瑙河宽。”
“那是泰晤士河。伦敦的母亲河。”
“比您的咖啡馆宽。”
雅各布笑了。“当然。我的咖啡馆只有这么宽。”
保罗放下杯子，看着海。“科恩先生，今年秋天，我飞纽约。”
“秋天。还有半年。”
“半年，很快。”
“快？你去年说今年，今年又说秋天。秋天到了，你又说冬天。”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科恩先生，我急。”
“急也没用。飞机不是你急就能飞远的。”
“我知道。但我还是急。”
雅各布倒了一杯咖啡，递给他。“喝一杯。喝了就不急了。”
保罗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不急了？”雅各布问。
“不急。好喝。”
“那就再喝一杯。”
保罗又喝了一杯。
1906年夏天，塞尔维亚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帝国的末日》。文章说，帝国快倒了，塞尔维亚人应该做好准备，等倒了就去抢地盘。文章没有署名，但谁都知道是谁写的。维也纳的官员很生气，说要找塞尔维亚政府抗议。塞尔维亚政府说，报纸的事，政府管不了。官员们说，那我们就出兵。塞尔维亚政府说，出兵就出兵，谁怕谁。
伊洛娜读了这篇文章，把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里。
“莱奥，”她说，“要打仗了。”
“不会。打不起来。”
“你怎么知道？”
“因为帝国没钱。没钱，打不了。”
“那塞尔维亚呢？”
“塞尔维亚也没钱。”
“那谁有钱？”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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