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信件”“笔记”。保罗把那些“已发表”的文件夹抱到咖啡馆里，放在伊洛娜常坐的位置上。“未发表”的，他按照伊洛娜的遗愿，在院子里烧了。火苗窜起来，映在他的脸上，暖了一点点。他看着那些稿纸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轻声说：“伊洛娜姐姐，您的废纸，我烧了。您安息。”
烧完，他回到房间，继续收拾。在桌子的抽屉最底层，他发现了一个信封，没有署名，没有地址。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外套，站在炮台的围墙上，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她的头发被海风吹乱了，脸上带着笑，眼睛很亮。
那是伊洛娜。年轻的时候。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保罗，这是我。你还没出生。但我在等你。”
他翻过来，看着照片里的那个人。她大概二十多岁，也许三十岁。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在等他。等他从孤儿院里出来，等他从八岁长到四十八岁，等她老了，看不见了，死了。
他把照片放进口袋，扣好扣子。
“伊洛娜姐姐，您等我。我来了。”
四月，施密特要回克罗地亚了。安娜来信说，土豆要种了，一个人种不动。他必须回去。
“保罗，你一个人行吗？”施密特站在咖啡馆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
“行。您去吧。”
“飞机呢？”
“我修。飞环球的事，往后推一推。”
“推到什么时候？”
“推到准备好了的时候。”
施密特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这个人，跟你莱奥叔叔一样。”
“哪里一样？”
“不急。”
保罗笑了。“他教的。”
施密特伸出手，握了握保罗的手。“保罗，你飞环球的时候，记得给我写信。寄到克罗地亚。安娜会读给我听。”
“好。我写信。您等着。”
施密特上了马车，走了。马车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驶向火车站，扬起一片尘土。保罗站在咖啡馆门口，看着马车越来越远，然后转身走进机库。
他看着那架飞机。五十米翼展，八台发动机，二十个座位。蒙布上落满了灰，铝合金的骨架在阴天里闪着暗沉的光。他伸出手，摸了摸蒙布。凉凉的，滑滑的，像丝绸。
“飞机，”他说，“你等我。我修好你。我们一起飞，飞到世界的尽头。”
飞机没有回答。但他觉得，它在听。
五月，保罗把咖啡馆关了。
不是永远关，是暂时关。他要专心修飞机，没有时间煮咖啡。他写了一张纸条，贴在门上：“暂停营业。飞环球回来再开。”他在纸条下面画了一架飞机，翅膀很大，机身很小，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是飞机。
他每天在机库里工作十几个小时。拆发动机，检查零件，换掉老化的，清洗干净的。蒙布全部换了新的，缝了十一层，刷了七遍清漆。铝合金的骨架用砂纸打磨光滑，重新铆接。他一个人，一双手，一架飞机，从春天忙到夏天。
七月的一天，他在机库里发现了一个旧箱子，是雅各布留下的。他打开箱子，里面是几罐咖啡豆。豆子已经发霉了，不能喝了。但罐子的底部，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保罗，你飞环球的时候，带一罐咖啡豆。飞到美国，煮一杯。替我喝。”
保罗笑了。他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科恩先生，我带。替您喝。”
八月，施密特从克罗地亚回来了。他带了一袋土豆、一瓶rakija、还有一封信。信是安娜写的，字迹很抖：
“保罗：土豆种下去了。秋天就能收。你飞环球的时候，从天上看看我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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