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凡和邓振华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你做梦呢？”史大凡说。
“梦想总要有的。”顾长风认真地说，“万一实现了呢？”
二〇〇〇年，夏。
军区大院搞了一次“红色教育”，请了几位老将军来讲课。
顾怀山和史文彬都在受邀之列。
礼堂里坐满了军区大院的孩子，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都有。顾长风、史大凡和邓振华坐在第三排，一人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
顾怀山第一个上台。
八十岁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别着几枚军功章，腰板挺得笔直。他往台上一站，整个礼堂都安静了。
“孩子们。”顾怀山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今天，我跟你们讲讲，什么叫军人。”
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十七岁参加游击队，二十岁正式入伍，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打过大决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后来又在南疆指挥过穿插作战。
“长津湖那年，零下四十度。”顾怀山说，“我们连一百二十个人，冻伤了一半。有的战友，枪还端在手里，人已经冻成了冰雕。但没有人后退一步。因为身后就是祖国，退不得。”
礼堂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顾长风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爷爷，眼眶有些发热。
这个故事，爷爷在家里从来不讲。他只知道爷爷打过仗，立过功，但从来不知道，爷爷经历过这样的生死。
史文彬第二个上台。
七十七岁的老人，穿着军装，胸前也别着几枚军功章。他的声音比顾怀山温和一些，但同样有力。
“孩子们，我叫史文彬，是个军医。”
他讲起了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
“那时候，野战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麻药，就用雪水给伤员冰镇。没有足够的纱布，就把自己的衬衣撕了当绷带。一瓶酒精要用三天，省着省着用。”
“有一次，一个战士被弹片打穿了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他自己用手把肠子塞回去，用绷带缠住，走了三天三夜找到我们的野战医院。我给他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声没吭。做完手术，他问我：‘医生，我还能回前线吗？’我说能。他笑了，说：‘那就好，我还没杀够敌人呢。’”
史文彬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那个战士，后来真的回了前线。打完仗，回了老家，种了一辈子地。每年过年，都给我寄一封信，说他过得很好。”
“孩子们，这就是军人。不怕苦，不怕死，就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顾长风转头看史大凡，发现他的眼眶也红了。
邓振华坐在旁边，拳头握得紧紧的，眼睛亮得吓人。
回家的路上，三个少年并排走着，谁都没说话。
走到操场边上，顾长风忽然停下来。
“我以后，一定要当兵。”
“我也是。”邓振华说。
“我也是。”史大凡说。
三个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
那天晚上，顾长风回到家，发现奶奶李秀英正在客厅里翻一本旧相册。
“奶奶，看什么呢？”
“看看你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李秀英招手让他过来，“来，坐这儿。”
顾长风在奶奶身边坐下，看着相册里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顾怀山，年轻，英俊，穿着一身旧军装，站在一辆坦克前面，笑得灿烂。
“这是你爷爷刚当连长的时候拍的。”李秀英说，“那年他二十三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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