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点苦。“象贤，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滑。”
赵渭滨也笑了，没反驳。
王铭章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师部大院，他背着手站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那丫头进门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眼睛很正，不像是来搞事的人。”
赵渭滨没说话。
“但也说不准。”王铭章转过身，看着他，“先看看吧。她要是好好干，咱们就好好待她。她要是……”他没说下去，摆了摆手，“算了，不说这些。走，吃饭去。”
赵渭滨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走到门口，王铭章忽然停下来。薛晴。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
政训队的工作两日后便在一二二师铺开了。
每天清晨，薛晴准时站在队伍前面，声音清亮，讲三民主义，讲抗日救国，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兵们列队站着，有的认真听，有的打瞌睡，有的盯着她的脸看。李怀远站在旁边，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平视。林若男坐在一旁的小桌后，摊开本子，一笔一划地记录。
王铭章第一次路过，听了五分钟，走了。第二次路过，又听了五分钟，又走了。回到办公室，把军帽往桌上一扔，跟赵渭滨嘟囔：“纸上谈兵。喊口号能吓跑日本人？我手底下的兵，是拿大刀砍出来的，不是他娘的拿嘴皮子吹出来的。”
赵渭滨没接话，只是摇头无奈的笑。
王铭章说得多了，赵渭滨偶尔回一句：“之钟兄，人家也没做错什么。宣传抗日，总不是坏事。”
王铭章哼了一声，不说话了。
此后每次薛晴演讲，王铭章都会“恰好”路过，站一会儿，然后“恰好”有公事要办，转身离开。薛晴看见他走了，也不说什么，继续讲。李怀远看见了，也不说什么，继续站着。林若男看见了，小声问薛晴：“王师长是不是不喜欢我们？”
薛晴长叹一口气，没回答。
一周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
王铭章渐渐发现，这个从中央来的女军官，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她不摆架子。来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她端过“上峰派来”的谱，没见她拿腔拿调地训过人。她对哨兵客气，对伙夫也客气，该敬礼敬礼，该问好问好。她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藏着掖着。
更重要的是，她不搞小动作。王铭章最怕的是她在背后搞事——今天打个小报告，明天递个密信。但薛晴没有。她做什么都摆在明面上，宣传就宣传，问话就问话，从不遮遮掩掩。王铭章让赵渭滨去私下打听，赵渭滨回来告诉他：“她每天除了宣传，就是整理材料，写报告。报告写得规规矩矩，没什么出格的。”王铭章听了，没说话，但心里那根弦，松了一点。
那两个跟班，王铭章也看在眼里。
林若男那个小丫头，没什么心眼，见了谁都笑嘻嘻的，在食堂打饭被人插队也不恼，端着碗站到后面去。有老兵逗她：“妹子，你是中央军还是川军？”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是薛队长的兵。”老兵们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
李怀远却截然是另一副模样。他话少、守礼，从不多言半句。见王铭章敬礼，见团长营长敬礼，见连长排长也照样敬礼，礼数周全得挑不出半分错处。营里渐渐还传开一桩趣事——这李怀远身上揣着三包烟，见了团长营长递三炮台，见了连排长散老刀，见了班长与普通士兵便掏哈德门，上下都打点得妥帖，从不显半分厚薄。
王铭章听了，非但没笑，眉头反倒紧紧拧了起来。他把赵渭滨叫到一旁，沉声道：“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赵渭滨在军伍里摸爬多年，这点门道一眼便透，只淡淡一笑：“能卖什么药？不过是会来事，想着四处套套近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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