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想过那些字能变成钱，更没有想过，五百镑。
她掏出那个被她攥得发亮的便士，递给报童，接过一份《泰晤士报》。她站在街角，把那则广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了，又读了一遍。
她把报纸折好，放进篮子里，用菜叶盖住，继续往家走。她的步子比来时快了些，不是急着回家，是急着去做一件她想了很久、一直没敢做的事。
利物浦的码头上，一个卸货的工人蹲在仓库门口，等着下一艘船靠岸。他旁边的人拿着一份报纸，念给不识字的人听。念到“不限出身”的时候，他抬起头。
“码头工人也行？”
念报的人看了他一眼。“上面写了，不限。怎么，你想投稿？”
旁边几个人笑了。那工人没有笑。他把手里的烟头掐灭，扔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以前在船上做过事，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事。他有时候想，那些事，应该有人写下来。
可他不会写，他只会认几个字，写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的，像被浪打过的船。
可那上面写着，不限出身。
他把烟头踩灭，转身走回码头。不是去投稿，是去想。想那些他见过的事，值不值得写。
德比郡的一间小书房里，一个牧师的女儿正坐在窗前发呆。她面前摊着一本诗集，可她没有看。她的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春风吹绿的田野上，手里捏着一支羽毛笔，笔尖上的墨水早就干了。
她写了一本小说。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放了两年。她不敢给人看，不敢投稿，不敢告诉任何人。
她父亲说，女人写东西，是消遣，不是正事。她母亲说，写得再好，也没有人看。
可今天早上，她哥哥从镇上回来，把一份报纸放在桌上。“你看看这个。”
她拿起来，看见了那则广告。五百镑。不限男女。不限出身。她坐在那里，把那则广告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站起来，打开抽屉，把那一叠稿纸拿出来，放在桌上。
稿纸的边缘有些卷了，是她翻来覆去看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她伸出手，轻轻抚平那些卷边，一下，一下，很慢。然后她拿起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在第一页的最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伦敦西区的一间俱乐部里，几个年轻人围坐在壁炉边。他们的话题从那则广告开始。一个说“五百镑，那个女作家可真有钱”，另一个说“不限出身？这不是笑话吗？那些下等人，能写出什么东西来”。还有一个说“我倒是想投一篇试试，反正不要钱”。
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一直没有说话。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抄写员，每天从早抄到晚，抄那些他永远看不懂的法律文书。他写诗。在那些抄写间隙，在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在那些他偷偷藏在抽屉最底层的纸片上。他不敢给人看，怕人笑。
可那则广告上说，不限出身。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劣质的，辣得他皱了皱眉，可他咽下去了。他放下酒杯，站起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走出了俱乐部。外面下着雨，他没有伞。
他把领子竖起来，快步走进雨里。他的出租屋里，压着一叠写满了字的纸。他不知道那些字好不好，可他决定，把它们寄出去。
这样的画面，在伦敦，在利物浦，在曼彻斯特，在那些玛丽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和村庄里，同时发生着。
那些从早忙到晚的人，那些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的人，那些把写满了字的纸压在抽屉最底层、不敢给任何人看的人——他们看见了那则广告。不是因为它登在头版，不是因为它写得多漂亮。
是因为那上面有一句话——“不限出身”。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字好不好，不知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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