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可乔治安娜看见了。
“不是贡献。”他说，“是欠国家的。”
乔治安娜愣了一下。炉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出来，很快又暗下去了。
***
消息是在十二月第一个星期见报的。
《泰晤士报》在第三版登了一则公告，篇幅不大，标题却很醒目——“铁路公司招收劳工，数万人规模，集结点分布铁路沿线”。
下面列着一长串地名：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斯托克波特，还有那些从勘测队图纸上刚刚诞生、连当地人都不太熟悉的新站点。
每个地名后面跟着一个数字，招多少人，什么时候开工，工钱怎么算。
报童们举着报纸在街角喊号外。
声音从舰队街传到白教堂，从那些挤满了人的济贫院门口传到那些门可罗雀的工厂宿舍区。
有人掏出最后一个便士买了报纸，看完，把报纸折好塞进怀里，转身就走。不是回家，是去收拾东西。
济贫院门口的队伍那天短了一截。
不是那些人散了，是他们走了。克劳福德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份被翻得卷了边的报纸，看着那些空出来的床铺。
铺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有些人把济贫院发的那件旧外套也留下了，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像是觉得用不上了，该还给谁。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旁边的助手说：“把那些被褥收起来吧。洗干净。也许还有人会回来。”
助手应了一声，去抱那些被褥了。克劳福德还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空了的床铺。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也许不会回来了。
集结点设在铁路沿线那些小镇的边缘。
不是镇中心，是那些空旷的地方——收割过的麦田，废弃的采石场，曾经堆过运河挖出来的淤泥、后来长满了野草的荒地。勘测队的木桩还插在那里，系着的红布条被风吹雨淋了一个秋天，颜色褪了大半，可还是能看见。像一只一只小小的手，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指着方向。
来的人在木桩旁边集合。天还没亮透就开始有人来了。从济贫院来的，从那些关了门的工厂来的，从那些把最后一点积蓄都赔进了股市、房子被银行收走、全家人挤在亲戚家阁楼里的地方来的。
他们裹着能找到的最厚的外套，有些人的袖口磨破了，有些人的领子是歪的，有些人脚上的鞋不是一双——一只深棕，一只浅棕，大概是从哪里捡来的。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人已经站了一大片。没有人排队，没有人组织，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有的蹲着，有的靠着那根木桩，有的坐在地上，两只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
灰蒙蒙的晨光里看不清脸，只能看见那些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像一大群正在喘息的、看不见形状的活物。
然后工头来了。他穿着一件厚呢子外套，领子竖起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册。他站在人群前面，把名册翻开，开始念名字。
被念到的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接过一把铁锹，或者一把镐头。有人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不是冷，是那铁器沉甸甸的分量，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握过了。
人群中有些人不太一样。不是外套的料子，是那种站在那里的姿态。脊背挺得太直了，下巴微微仰着，像一个人被训练了太多年“体面人该怎么站”，现在想改也改不过来了。他们站在那群缩着脖子、弓着背的人中间，像几根插错了地方的木桩。
工头念到名字的时候，他们也走出来。
接过铁锹的时候，动作是生疏的——不知道该握在哪里，不知道该用哪只手在前哪只手在后。铁锹在他们手里像一件从没见过的东西，沉甸甸的，不听话。
他们红着脸，低着头，走到自己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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