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贵族把持的政府部门里。
每一张这样的脸她都记得：克劳福德专员靠在椅背上，用“从来没出过问题”来包装回扣清单；西蒙斯爵士弯着腰，用“传统不能改”来掩护利益输送；还有那些在疫情最严重时驾着马车逃往乡间的托利党老爷们，他们连借口都懒得编。
现在这个坐在雅典市政厅窗口后面的公务员，不过是另一张被她看腻了的脸。
她换了一个策略，直接去找主管。
主管是个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态度倒很客气，笑眯眯地请她们坐下，给她们倒了两杯浓稠的希腊咖啡。咖啡表面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他端起来抿了一口，然后靠在椅背上，用过来人的语气说，这事不着急。等新国王登基之后，政府机构会统一调整，到那时再办也不迟。
“新国王什么时候登基？”莉迪亚问。
“快了快了，已经快到希腊境内了。”
“快了是多久？”
他抿了一口咖啡，望向窗外。远处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柔和的白色。
“大概再过几个月吧。”
几个月。莉迪亚的心沉了下去。
她在伦敦已经把铺子关了，材料备齐了，店铺位置也看好了，却要为一个“快了”等上好几个月。
从窗口到主管办公室，从主管办公室到每一扇紧闭的门，这些官僚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不着急。而她等不起。
玛丽回到住处，翻出了一封信。那是拜伦当初在希腊时写给她的回信之一，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起了毛。
信中字迹潦草而洒脱，拜伦的字向来这样，像是急着把所有想说的话都一吐为快，没耐心把笔画收拢。
其中一段写道，他在希腊结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议员朋友，如果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拿着这封信去找他们。她把信折好，叫了马车，独自一人去了雅典议会。
那位议员的办公室在议会大厦二楼，推开窗就能望见远处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希腊传统长袍，头发花白，眼角有很深的纹路，笑起来却很温和。
他接过拜伦的信，低头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马车轮声和远处巷子里小贩叫卖无花果的吆喝声。
墙上挂着一幅拜伦的画像——那是独立战争时期，拜伦和当地起义军领袖的合影摹本，炭笔画的，线条粗犷却传神。他把信折好，放在桌上。
“班纳特小姐，非常抱歉。现在的希腊确实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但很多事情，比打赢一场战争还要难。”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但措辞很文雅，像是年轻时在伦敦留过学。
“新生儿，总是要伴随阵痛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总统遇刺，是一个悲剧。但希腊没有垮掉。它还在往前走。总有一天，它会实现那些伟大的理想——那些曾经被写进独立宣言里、被刻在卫城石柱上的理想。”
“班纳特小姐，”他忽然抬起了头，声音比刚才更亮了，“您知道东罗马的荣光吗？”
“荣耀归于罗马，伟大归于希腊。东罗马时期，希腊是拜占庭的精神内核。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说的是希腊语，读的是希腊哲学，守的是希腊的教会。当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时，那些逃亡的学者们带着古希腊的手稿渡海来到意大利，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第一把火。希腊文明征服了罗马，罗马征服了地中海。这是希腊人的骄傲，也是你们整个文明的根基。”
“您也懂这些？”老议员靠在椅背上，眼角的纹路更深了，仔细打量着她，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个走进他办公室的英国女人，“大部分英国人并不了解东罗马的历史。他们只知道罗马，却不关心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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