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十月末的秋风，一人含着一根草莓味棒棒糖，谁都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嘴角都是弯的。

    月考之后，高三的节奏变得更紧了。

    学校开始安排周末补课，周六全天上课，周日半天自习。邱莹莹的周末从原来的“两天自由支配”变成了“半天自由支配”，而那半天她还要用来写作业、补觉、吃棒棒糖。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拧紧了发条的玩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起床、上学、上课、考试、吃饭、晚自习、回家、做题、睡觉，然后第二天再从头开始。

    金载原也是。

    但他的发条好像永远都不会松。他永远准时到校，永远认真听课，永远考年级前十。他的物理和数学经常满分，化学和生物也从不下九十分。他像一个精确运转的机器，不犯错，不疲惫，不抱怨。

    邱莹莹有时候会偷偷看他——看他低头做题时微微皱起的眉头，看他翻书时手指在页角轻轻摩挲的动作，看他偶尔抬起头看向窗外时眼睛里那一瞬间的放空。他的脸上从来没有“累”这个字，但邱莹莹知道他也累。因为他的黑眼圈比以前深了，他的耳朵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红了——不是因为不害羞了，而是因为太累了，连血液循环都变慢了。

    “金载原，你累不累？”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邱莹莹在纸条上写。

    金载原看了纸条，在后面写了两个字：“还好。”

    邱莹莹又写：“你每次都说还好。你能不能有一次说‘很累’？”

    金载原看着这行字，沉默了很久。久到邱莹莹以为他不会再写了，他拿起笔，在纸条上写了一行字，推了过来。

    “很累。但是你在，就没那么累。”

    邱莹莹看着这行字，在纸条下面画了一个笑脸，推了回去。金载原看到那个笑脸，嘴角弯了一下，把纸条折好放进了笔袋里。他的笔袋里现在已经塞满了东西——棒棒糖、纸条、她画的星星、她写的“晚安”。那些东西没有重量，但他每天都随身带着，像带着一整个珍宝箱。

    十一月中旬，南城进入深秋。

    天气冷得很快，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树枝像老人的手指一样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邱莹莹开始穿羽绒服了——粉色的，帽子上有一圈白色的毛边，拉链上挂着她那个草莓挂件和金载原送她的钥匙扣。两个小挂件挨在一起，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响，像一首随身携带的小曲。

    金载原也换上了冬装。他穿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围一条深灰色的围巾，围巾在脖子上绕两圈，两端塞进羽绒服里，看起来暖和又利落。邱莹莹觉得他穿黑色最好看——不是那种“好看”的好看，而是一种沉静的、内敛的、像冬天深夜的天空一样的好看。

    月考的频率从每月一次变成了每两周一次。邱莹莹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考完试，看排名，哭或者笑，然后继续学。她的成绩稳定在了班级前十名左右，最好的时候考过第七名。黄建平在班会上表扬了她，说她是“高三进步最大的学生之一”。邱莹莹被夸了之后没有哭，而是转头看了一眼金载原。

    金载原在鼓掌。他的掌声不大，但很认真，一下一下的，像心跳的节奏。

    邱莹莹对金载原笑了一下，然后转回去，继续听黄建平讲话。她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

    如果高二那年没有遇见你，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还在及格线附近挣扎，也许已经放弃了理科选了文科，也许还坐在某个教室的角落里，嘴里叼着棒棒糖，对未来一片茫然。但你出现了，你给了我一束光。那束光不刺眼，不炙热，但它一直在那里，像夜空中的北极星，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谢谢你，金载原。

    谢谢你在那个停电的午后，把校服外套披在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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