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线”与行政代表），彻底斩断了吴国与中央的行政联系。随后，他联合早已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公开举起反叛大旗。

    为了扩充兵力，刘濞下令征募封国内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最终聚众30余万人；同时，他还派人秘密联络匈奴、东越、闽越的贵族，以“割地赠财”为条件，争取他们的军事支持。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刘濞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义，率领叛军举兵西向——所谓“清君侧”，即声称中央朝廷被晁错等“奸臣”蒙蔽，起兵的目的是帮助汉景帝清除身边的“奸佞”，而非反抗中央。这一借口既为反叛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也试图分化中央朝廷的内部力量，西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侯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就此爆发。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正式起兵。他深知粮草对长期战争的重要性，提前在淮南的东阳设置了大型粮仓，囤积了大量粮食；随后，他率领吴军向西渡过淮河，与楚王刘戊率领的楚军顺利会合，组成了实力最强的吴楚联军。为了扰乱中央的军事部署，刘濞还派遣间谍与游军深入肴渑地区（今河南西部，是关中通往东部的战略要地）活动，刺探中央军的动向，并袭扰中央军的补给线。吴楚联军渡过淮水后，一路向西猛攻，成为叛乱的主力部队，兵锋直指中原腹地。

    与此同时，其他诸侯国的叛军也按约定展开行动：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率领四国联军，共同进攻齐王刘将闾据守的临淄（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齐王刘将闾虽最初被联络谋反，但后来因畏惧中央的实力而反悔，选择坚守城池；赵王刘遂则按照与刘濞的约定，派人联络匈奴，请求匈奴出兵配合，共同侵犯汉朝边境。由于刘濞的谋反计划早已酝酿多年，各诸侯国的叛军在叛乱初期进展极为顺利：吴楚联军接连攻克数座城池，逼近梁国（汉景帝之弟刘武的封地，是中央抵御东部叛军的重要屏障）；齐地四国联军则将临淄团团围困，赵国也在匈奴的暗中支持下，对北部边境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景帝迅速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首先与御史大夫晁错讨论出兵事宜。晁错坚定地主张以武力镇压叛乱，认为只有彻底击败叛军，才能巩固中央集权，并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御驾亲征既能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也能向天下展示中央平定叛乱的决心；而他自己则请求留守京城，负责统筹粮草补给、调配后方资源，确保前线的军事行动不受干扰。晁错的建议虽符合“强硬平叛”的战略，但却引发了朝堂上另一派势力的反对，其中以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最为突出。

    袁盎与晁错素来不和，且他曾长期在吴国任职，与吴王刘濞有一定的旧交。面对七国之乱的局势，袁盎向汉景帝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策：他认为叛军的名义是“清君侧、诛晁错”，若能诛杀晁错，满足叛军的“诉求”，叛军便会失去起兵的借口，从而主动退兵，这样既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伤亡与损耗，也能快速平息叛乱。汉景帝此时正被叛军的攻势所困扰，面对“武力镇压”与“诛杀晁错”两种选择，内心陷入了剧烈的纠结——他深知晁错是为了中央集权才推行削藩，诛杀晁错有“自断臂膀”之嫌；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若战争长期持续，会导致天下动荡，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最终，在“平息叛乱优先”的考量下，汉景帝还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任命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整治行装，准备出使吴国，劝说叛军退兵。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向汉景帝上书，弹劾晁错。在奏疏中，他们指责晁错“擅改法令、离间君臣、挑起诸侯叛乱”，认为晁错的行为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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