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与霍光等人共同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一个匈奴俘虏最终能成为汉朝的托孤重臣，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也充分体现了汉武帝用人的魄力和胸襟。
正是因为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形成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局面。班固在《汉书》中也由衷赞叹，认为汉武帝时期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这与他麾下汇聚了一大批各方面的顶尖人才密不可分。
二、完善制度，广纳贤才：察举制的发展与成熟。
汉武帝的用人之道，并非仅仅依赖于帝王的个人眼光和偶然发现，更重要的是，他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创新和完善，为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常态化、规范化的渠道，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对察举制的大力发展。
察举制并非汉武帝首创，在汉文帝时期就已有雏形，但真正使其系统化、制度化，并成为汉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则是在汉武帝时期。
多次下诏，广招贤良。
建元元年（前140年）十月，刚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就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是他亲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招揽人才。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他再次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又一次下诏举贤良，进一步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通过这一系列诏书，汉武帝向天下昭示了他求贤若渴的态度，也为朝廷选拔了如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一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和思想家。
确立岁举，孝廉成为核心。
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达了一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诏书：“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道诏书标志着察举制开始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在此之前，察举多为临时下诏，而从这时起，要求各郡国每年都必须向中央举荐人才，“举孝廉”成为了一项固定的制度。
“孝”和“廉”是当时察举的两个核心标准。“孝”指孝敬父母、品行端正；“廉”指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起初是“举孝一人，举廉一人”，后来逐渐合并为“举孝廉一人”。被举荐的孝廉，经过考核后，一般会被授予郎官等职位，在中央或地方任职，然后根据其表现再逐步升迁。
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汉朝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基层官员和后备力量，也使得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标准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恩威并施，严苛驭下：具有其“性严峻”的另一面。
然而，汉武帝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不拘一格”的宽容和“唯才是举”的慷慨，其“性严峻”的一面同样十分突出。他对官员的要求极为苛刻，赏罚分明，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
在他看来，“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对于那些不称职、不作为，或者欺骗、辜负自己信任的官吏，他从不姑息，动辄加以严惩，甚至诛杀。
这种严苛的态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在位期间丞相的高死亡率。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前后任用了十三位丞相，其结局之惨，令人咋舌：
病死四人（如公孙弘、石庆）
因罪免职四人（如许昌、薛泽）
因罪自杀二人（如李蔡、庄青翟）
处死三人（如窦婴、田蚡虽死因复杂，但死后家族被清算；江充虽非丞相，但作为亲信大臣，也被处死）
丞相作为百官之首，其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官员的处境可想而知。史书记载，当时许多官员因小过或被牵连而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的名臣汲黯，性格耿直，敢于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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