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儒学、文吏两类，虽甄选了专业人才，却对取士之义尚有遗漏，未能全面涵盖治国所需的各类贤才。于是黄琼上奏刘保，请求在原有科目基础上，增加孝悌、能从政者两类，合为四科，让察举的范围更为全面，既能选拔饱学之士，也能甄选出品行端正、擅长理政的实务人才。刘保认同黄琼的考量，当即采纳其建议，对阳嘉新制予以补充完善。

    阳嘉新制所确立的分科考试制度，打破了此前察举制重举荐、轻考核的格局，首次将考试作为选官的核心环节，被后世视为科举制的萌芽。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极大改善了东汉的吏治状况，更为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影响甚至跨越千年，波及北宋。北宋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便十分推崇“阳嘉新制”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他在《取材》一文中写道：“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文吏课笺奏、诸生试家法，为得矣。”王安石认为，国家真正需要的官吏人才，不仅要擅长文辞句读，更要通晓古今礼制政教，具备实际的理政才识与能力。基于此，他对当时北宋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严厉批评——彼时进士考试一味崇尚文辞华美，忽视实务能力，明经考试则仅以机械的背诵对答为考核标准，难以选拔出真正的治国之才。于是王安石仿照阳嘉新制的核心精神，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以经义和策论为主，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身怀真才实学的人才之上，让科举制度真正成为为国家甄选贤能的重要渠道，而这一切的源头，皆可追溯至汉顺帝时期的阳嘉新制。

    阳嘉元年（132年）九月，刘保再颁仁政诏令，彰显宽宥之心。他下令，天下各郡国以及京师中都官衙所关押的囚犯，皆减免死刑一等，依其罪状改判相应刑罚；对于那些因触犯律法被削除户籍、被迫逃亡在外的百姓，允许其缴纳赎金，恢复庶人身份，重回故土安居乐业，此举既彰显了朝廷的仁厚，也让社会秩序得以进一步安定。

    汉明帝时期，朝堂政事崇尚严峻，吏治考核极为严苛，即便是身居九卿之位的朝廷重臣，若有办事不力、触犯规制者，皆会被施以鞭杖之刑，以示惩戒。这一严苛的规制，被后世数代帝王延续。及至刘保在位时，大司农刘据因处理政务拖沓不力，依旧依循旧制被处以鞭杖之刑。此事引发尚书令左雄的深思，他认为九卿身居高位，位亚三公，位列朝廷重臣，其言行举止皆有朝堂仪制规范，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身受鞭杖之刑，既有损重臣体面，亦不合古代典制。于是左雄向刘保上疏，直言其弊，恳请废除这一刑罚。刘保阅后，认为左雄所言有理，当即听从其建议，下旨废除对九卿的杖刑，此后不再以鞭杖责罚身居高位的朝廷大臣，既维护了朝堂仪制，也让吏治规制更趋合理。

    刘保在位期间，地方吏治还存在一大积弊：部分地方长吏、二千石品级的官员，巧立名目，向犯罪的百姓收取赎罪金，将其命名为“义钱”，对外谎称收取此钱是为了赈济贫苦百姓，实则中饱私囊，将“义钱”变为地方守令敛财的工具，百姓不堪其扰，地方吏治也因此愈发污浊。名臣虞诩察觉这一乱象后，当即上书刘保，直言其弊，建议恢复汉明帝永平年间、汉章帝章和年间的清明政令，其疏中言道：“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虞诩以前朝良政为鉴，恳请刘保革除地方私收赎罪金的权宜之制，回归旧典。刘保对地方官吏的贪腐行径深恶痛绝，采纳了虞诩的建议，当即下旨严厉批评那些私收“义钱”的州郡官员，直接废除了地方谪罚输赎的不合理制度，从制度上杜绝了地方官吏的这一贪腐途径，让地方百姓得以摆脱苛捐杂税的盘剥。

    阳嘉三年（134年）五月，天下遭遇连年大旱，农田歉收，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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