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门阀背景的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等人，入禁中编撰书籍。短短时日，便编撰完成《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典籍，总计千余卷，以此收拢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她密令这些文学之士，暗中参与决断百官上奏的奏折疏议，绕过三省与宰相，直接承接旨意处理政务，一点点分割宰相手中的实权，慢慢将朝政大权收拢到自己手中，为日后独揽朝纲埋下伏笔。
时光推移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大唐腹地遭遇了毁灭性的天灾。关中平原与山南地区二十六个州郡，接连遭遇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全境爆发特***，身为京师的长安，已然到了“人相食”的人间绝境，饿殍遍地、民生凋敝，昔日繁华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面对关中惨状，李治无力赈灾，只得在当年四月，仓促移驾东都洛阳。此次出行毫无准备，行程急迫慌乱，随行护驾的士兵粮草断绝，一路上接连有人饿死在道旁，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官道上，死尸横陈、枕藉相望，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一路蔓延，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
即便天下已然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唐高宗李治却依旧沉湎于封禅盛典的虚妄功业。他早已完成泰山封禅，自诩功盖古今，便想要遍封天下五岳，彰显自己的治世功绩。永淳元年七月，李治执意下旨，在嵩山之南大兴土木，营建奉天宫，为封禅中岳嵩山做准备。
面对君王的昏聩奢靡，监察御史李善感不顾个人安危，公然上疏直谏：“近些年来，天下粮食匮乏，饥荒连年，饿殍遍野，四方蛮夷屡屡侵扰边境，战事不休，陛下非但不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反而广建宫室、徭役繁重，耗尽民力，天下百姓无不失望心寒，臣实在为大唐江山、为天下万民深感忧虑！”
这道逆耳忠言，最终还是被李治置之不理，他全然不顾民间疾苦，执意营建宫室、筹备封禅。而李善感的这一谏，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褚遂良、韩瑗因反对武后、力保李唐宗室被贬致死之后，满朝文武畏惧武后的铁血手段，全都以进谏为忌讳，生怕引来杀身灭门之祸，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朝野上下无人再敢犯颜直谏、直言君过。直到李善感此次挺身而出，才打破了这长久的沉默，天下百姓与正直朝臣听闻此事，无不欢欣鼓舞，将此举誉为“凤鸣朝阳”，视之为昏暗朝堂中，难得一见的清明曙光。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李治驾临刚建成的奉天宫，正式准备举行嵩山封禅大典，可大典尚未开始，他便再度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封禅之事只能无奈终止。病重之际，李治已然无法理政，只得下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主持朝政，同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入东宫担任同平章事，辅佐太子处理国事。
随后李治从奉天宫返回东都洛阳，可他的病情已然急剧恶化，病入膏肓，身体极度虚弱，就连朝中宰相以下的重臣，都无法入宫觐见，朝堂内外人心惶惶，局势暗流涌动。
同年十二月，李治自知时日无多，下诏改元，将永淳二年改为弘道元年，意欲布恩天下、祈福续命。在这道改元诏书中，他特意下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
彼时大唐全境共计三百五十八个州，依照这一诏令，全国范围内新建、增设的道观，总数已然接近千所，崇道之风被推向顶峰，也耗费了大量国库钱财。
诏书颁布之后，李治本想亲自登上洛阳则天门，也就是应天门城楼，向天下万民宣读赦书、布告改元，可他此时气息奄奄、肺气郁结，连上马登楼的力气都没有，无奈之下，只能召集百姓齐聚殿前，命人代为宣读赦书。
当年十二月丁巳日，即公元683年12月27日，当晚，唐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贞观殿驾崩，终年五十六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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