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机柜台的屏幕全黑着，上面贴着一张A4纸，写着“暂停服务”四个字。行李转盘静止不动，上面躺着一只没有人认领的红色行李箱，箱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丝带。丝带的一端垂下来，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

    只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拉链从下巴拉到脚踝，接缝处用胶带封死。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不清，防溅面屏反着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块一块的白色亮斑。他们在大厅里移动，像一群白色的幽灵。不说话。不交流。只有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沙的，像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

    李明远走在队伍最前面。

    他们的行李箱在转盘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鱼。有人弯腰去拎，拎不动——防护服不透气，弯个腰都费劲。有人蹲下去拉拉链，蹲下去就站不起来，要扶着转盘的边缘才能稳住。

    出了航站楼，大巴在等他们。

    车是那种旅游大巴，车身是白色的，侧面印着一行蓝色的字——“武汉公交集团”。司机戴着两层口罩，手上戴着橡胶手套。他看到李明远上车，点了一下头。隔着护目镜，李明远看不清他的眼神。但那个点头的动作，很慢，很深，像是在鞠一个看不见的躬。

    车开动了。

    窗外的武汉，像一座空城。

    街道是空的。双向六车道的马路，从前应该堵得水泄不通，现在一辆车都没有。红绿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变换颜色，红灯、绿灯、黄灯，按照设定好的节奏循环。没有车看它们。没有人等它们。它们只是亮着，暗下去，再亮起来，像一个被遗忘的演员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对着幕布表演。

    店铺全关了。卷帘门拉到底，像一道一道紧闭的眼皮。门上的春联还是新的，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字——“迎春接福”“恭喜发财”。有一个店铺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纸的四边用透明胶带粘着。纸上写着四个字：武汉加油。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墨迹洇开了，像一滴墨落进水里。

    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人。

    戴着口罩。低着头。走得很快。手上提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盒药或者几袋方便面。他们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身影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很小，很小，像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滴落的几滴墨点。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米。米袋很重，自行车往一边歪，他用力扶着车把，一步一步地走。口罩戴得不太严实，露出一截鼻梁。他的鼻梁很高，像一道山脊。

    李明远看着那个老人，直到大巴拐过街角，老人消失在视野里。

    坐在他旁边的陈雨也在看窗外。她的手指按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她的指腹在上面留下一个小小的雾印。她用指尖在雾印上画了一个笑脸。两笔弯的，代表眼睛。一笔更弯的，代表嘴巴。画完之后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把笑脸擦掉了。

    玻璃上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水痕。

    “李主任。”她说，眼睛还看着窗外。

    “嗯？”

    “我有点怕。”

    李明远没说话。他看着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一个老人的轮廓。颧骨很高，脸颊凹下去，像两片被风吹皱的水面。

    “不是怕死。”陈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大巴发动机的声音盖过。“是怕——”

    她没说完。

    但李明远知道她想说什么。跟王淑芬说的一样。跟所有人说的一样。是怕来不及。怕来不及把话说出口，怕来不及等一个人回来，怕来不及看着孩子长大，怕来不及把冰箱里的剩菜吃完，怕来不及在春天的早晨去早市买一把还带着露水的青菜。

    “怕是对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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