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份厚厚的笔记。
笔记上写着苏州各大家族的情况，写着苏州赋税征收的难点，写着苏州官场的明暗规则。
周文在笔记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苏州之事，非一人之力可为也。林兄珍重。”
他当时不太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三年后，他明白了。
苏州的士绅，以申、王、陆、顾四家为首。
申家在吴县有良田十几万亩，王家在长洲有商铺数百间，陆家在昆山有盐场好几处，顾家在常熟有茶山数千亩。
这四家，每一家都有族人在朝中做官，每一家都有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每一家都有关系网密不透风。
他们不交税，林遂不敢催。
不是不想催，是催不动。
他刚来苏州的时候，也是踌躇满志。
弘治十七年的进士，翰林院的庶吉士，吏部文选司的主事——他自认为见过世面，自认为有能力，自认为可以在苏州做出一番事业。
他让人去查苏州的田亩册，发现四大家族的田产和他们在官府登记的数目对不上，差了一大半。
他又让人去核，核了三个月，核出来的结果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四大家族在苏州一府，瞒报的田产就有十几万亩，每年少交的赋税，数以万两计。
他写了奏疏，准备上报朝廷。
奏疏还没发出去，当天晚上，吴县申家的管家就来了。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精瘦老头，穿着一件半新的绸袍，笑容可掬，态度恭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大户人家管事特有的体面和从容。
“林大人，”管家笑眯眯地说，“我家老爷说了，大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请大人笑纳。”
那车礼物被抬进了知府衙门的后院。他看了一眼——上等丝绸二十匹，官窑瓷器十件，金银酒器一套，还有一封银票，上面写着“一千两”。
他没有收，让人原样抬了回去。
第二天，他的师爷告诉他，苏州府衙的账目被人翻过了。
第五天，他的书吏告诉他，下面几个县的县令联名上书，说他“为政苛急，不体民情”。
第七天，他在街上被人扔了臭鸡蛋。
他从轿子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腥臭的蛋液，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群，那些人有的低头不敢看他，有的幸灾乐祸地笑，有的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开。
他站在那里，冷风吹过他湿漉漉的官服，他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
第十天，他收到了朝中某位大人物的信。
信是吏部某位侍郎写的，写得很客气——“苏州乃赋税重地，林大人初掌大郡，宜以安抚为先。赋税之事，不可操之过急。苏州士绅，皆朝廷肱骨之臣的家族，宜善待之。望林大人三思。”
信没有署名，但信封上的字迹他认识。
从那以后，林遂就不敢动了。
他知道，那些士绅不是在吓唬他，是真的能做到。
他们在朝中有人，在地方有势，在民间有声望。
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在那些世家大族面前，什么都不是。
他以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惹事，不生事，就能安安稳稳地熬过这一任，然后找个机会调走。
他对得起朝廷给他的俸禄，对得起百姓喊他一声“青天大老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以为这样就能全身而退。
但皇帝的大朝会，把他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林遂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书案上那份邸报上。
邸报的纸张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边角微微翘起，像是一朵被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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