靼向明朝进贡马匹和皮毛，明朝回赐丝绸、茶叶、铁器等物资。
这种关系虽然不平等，但至少让双方在表面上保持着和平。鞑靼得到了他们急需的物资，明朝换来了边境的安宁，双方各取所需，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但弘治十一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具体原因很复杂，有鞑靼方面的贪得无厌，也有明朝朝堂上的争论不休，但结果就是贡市停了，贸易断了，鞑靼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开始用刀来拿。
从弘治十一年到弘治十八年，达延汗几乎每年都会犯边。
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每一次都给边境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那些被掳走的边民、被烧毁的村庄、被抢走的牲畜，一笔一笔地积累在朝廷的案卷上，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而真正让朱厚照难以释怀的，是弘治十八年五月。
那时候，他父皇弘治皇帝刚刚驾崩。大明皇帝新旧交替之际，朝局不稳，朝堂上下都在忙着处理丧事和权力交接，边疆事务被暂时搁置在了一旁。
达延汗看准了这个机会，趁机大举南侵。
那一战，鞑靼骑兵在万全的虞台岭、鹿角山一带与明军交战，宣府游击张雄、大同游击穆荣等人率军迎战，结果两千余人阵亡。
两千多条人命，在一个月之内化为乌有。
朱厚照当时刚刚登基，满心都是为父皇治丧和处理朝堂上的烂摊子，等他知道边疆战事的时候，仗已经打完了，人已经死了，战报已经写好了。
他当时没有多想，或者说，他当时没有精力去想。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千多人的阵亡，是对他父皇驾崩之后大明虚弱状态的最好注脚——文官们忙着争权夺利，武将们被克扣得士气全无，边疆的防御形同虚设，达延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入无人之境。
而这一切，在前世正德朝的前十几年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从正德元年到正德十二年，达延汗几乎年年犯边，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造成的破坏也一年比一年严重。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除了鞑靼自身的强大之外，还有大明自己的问题。
文官们把持着朝政，对边疆的军饷和军械供应扣扣搜搜，将领们被七品推官的“贤否册”拿捏得死死的，没有人敢主动出击，所有人都在“守”。
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退，退了之后再报一个“战损若干、斩首若干”的奏章上去，文官们在朝堂上看着那些数字点点头，然后继续喝茶聊天。
而达延汗就像一只逐渐长大的狼，每年都在试探大明的底线，每年都在扩大自己的胃口，直到正德十二年那一次，他终于露出了全部的獠牙。
达延汗率领七万大军南下，大败宣府总兵潘浩，杀掳三千七百四十九人，劫掠牲畜两万三千五百余头。
“数百里烟火荡然，盖数十年来未有受祸如此之惨者”——这是当时的记载，每一个字都带着血。
最后忍无可忍的他在正德十二年十月，亲率明军与鞑靼达延汗在山西应州展开的边境战役。
应州之战，前后持续五天。
他调动了宣府、辽东等地的驻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把达延汗的主力一步步牵引进预设的战场，然后亲率援军与守将王勋部会合，对鞑靼军发动了反攻。
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他亲自披甲上阵，率兵与蒙古军交战了六个时辰，甚至亲手斩杀了一名敌军。
那场仗打得极其惨烈，明军和鞑靼军双方投入的直接兵力超过十万人，在应州城外的旷野上反复拉锯了整整五天，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断刃，浓烟蔽日，杀声震天。
最终的结果是鞑靼军被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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