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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硬是留了下来。可她很快发现，条件差根本不算什么，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开营那天，教室空荡荡的，稀稀拉拉坐了不到十个孩子。小的七八岁，脚还够不着地，大的十四五岁，靠在墙上蔫了吧唧的，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李曼数了两遍。然后去找领队周老师——三十出头，黑框眼镜，说话慢悠悠的。
“周老师，咋就这几个孩子？”
周老师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说：“第一期也这样。开班前有个动员环节，得去下岗家庭把孩子喊过来。这也是三下乡的一部分。你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了解透了，才能推动解决问题嘛。这也是夏令营的目的。”
李曼一听就懂了——周老师这是让她去跑腿。
这一期夏令营就仨女生，她最好看。周老师没明说，但意思摆在那儿：女生好说话，好动员。动员来多少孩子，直接算考核成绩，写进汇报材料。
她去找另外两个师大来的女生。一个说身体不舒服，一个说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李曼没废话，叫上三个男生就走了。
目的地——麟山县最大的下岗重灾区：糖厂和酒厂。
这俩厂以前可是纳税大户，酒厂在宁海也算是个牌子。1997年，“抓大放小”“资产重组”一压下来，县办企业第一个挨刀。补偿就是“买断工龄”，一年工龄几百块钱。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拿一两万块走人。
昨天还是端铁饭碗的“公家人”，今天就成四处找活路的“待业人员”。好多家庭的职工受不了这落差，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喝闷酒，喝醉了砸东西、骂人。
李曼带俩男生，一组去酒厂家属区。
一栋六层红砖楼，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破自行车。
她敲了三下门，没反应。又敲三下，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穿发白背心的中年男人堵在门口，上下扫了她一眼。
“干嘛？”
李曼刚说完来意，男人就把门往外推了半步，火气冲天地吼：“上学？上个屁！不上就不上，还不如早点打工。念个书跟要饭似的，丢不丢人？”
砰——门摔上了。
三个人攥着宣传单，全被骂懵了。
这才第一户。接下来就是一遍遍循环——一遍遍被拒，一遍遍挨骂，一遍遍吃闭门羹。
“我们家孩子用不着你们操心。他爸在酒厂干二十年，技术全县第一。厂子关了是政策的事，不是我们不行。上学的事我们心里有数。你们这夏令营，好意领了。”
“我在酒厂干二十三年了，八四年拿过省里的优质产品奖，还不照样下岗。孩子上学用不着你们管，我闺女暑假得帮她妈干活，没空去。”
“我们在厂里干了半辈子，有手有脚，用不着谁施舍。孩子上学我们自己能供。你们找别人去吧。”
这还算客气的。更难听的也有。
一个大叔在家门口喝着酒，听他们说完，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就开骂：“一个败家子！一个全卖光！把好端端的企业搞垮了！这种人该枪毙！还当官？你们不去找他们，跑来找我？都给我滚！”
说完抄起扫把就要打人。李曼他们仨撒腿就跑。
男人的骂声追出来：“那帮当官的把厂子搞垮了，现在来装好人施舍我们？我们没那么贱！滚！”
李曼算运气好的——女生，长得好看，人家多少给点面子。
另一组仨男生就惨多了。他们去糖厂另一片家属区，刚敲开一家门说了句“我们是大学生”，里头就飞出来一个搪瓷盆，擦着一个男生的耳朵飞过去，哐啷啷滚到楼梯底下。
还有一家更狠。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盆水出来，二话不说泼在他们脚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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