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在门口报了姓名和来意，等了大约一刻钟，被一个穿着绿袍的县吏领了进去。
王志安在后堂见他。
临海县的知县王志安，三十五六岁，白面微须，穿着一件半新的青色官袍，头戴乌纱帽，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手里捧着一本《论语》。看到沈知行进来，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在下手的椅子上坐下。
“你就是沈存义的儿子？”王志安问，语气不冷不热。
“是。”
“你父亲的事，本县知道。可惜了。”他说“可惜了”的时候，语气跟说“今天天气不错”差不多，没有多少感情色彩。
沈知行没有接话。
“你来找本县，什么事？”
沈知行把来意说了——从临海县义仓调拨八百石粮食给台州卫，走水路，需要知县大人批准。
王志安听完，放下手中的《论语》，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你知道临海县义仓的粮食，是备荒用的吗？”他问。
“知道。”
“那你知道，如果明年春天发生饥荒，义仓的粮不够，本县要担什么责？”
沈知行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大人，临海县义仓现有存粮约一万二千石。台州府的常平储备五万九千七百石。七县义仓合计存粮约三万石。就算明年春天发生饥荒，整个台州府的存粮也足够赈济三个月。而台州卫的兵如果现在吃不饱，明年春天——不等饥荒来，倭寇就先来了。”
王志安的眉头皱了一下。“你这是在威胁本县？”
“晚生不敢。晚生只是在陈述事实。大人是进士出身，读圣贤书，做父母官，应该比晚生更清楚——保境安民，先要有兵能战。兵不能战，境不能保，民不能安，义仓里的粮再多，也是给别人准备的。”
王志安沉默了很久。
他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又放下。反复了三次。
“你走吧，”他最后说，“本县要考虑考虑。”
沈知行站起来，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走出县衙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描金的匾额。
“临海县”三个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面镜子，照着他的脸。
他没有等到第二天。
当天傍晚，王志安派人送了一封信到府衙，信上只有一句话：“临海县义仓的粮，可以调。但走水路的事，本县不知情。”
又是不知情。
沈知行看着那封信，苦笑了一下。
方启明说“不知情”，王志安也说“不知情”。每个人都不想负责任，每个人都想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
但没关系。他不需要他们“知情”，只需要他们“同意”。
十月二十日，沈知行去了临海县义仓。
义仓在城东的一处山坡上，三进院落，十几间仓房，比府库小得多，但收拾得更整齐。墙是新粉刷的，白得刺眼，门上的漆也是新的，红得像血。
守仓吏吕本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老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脚上是一双草鞋，脚趾头冻得发紫。
“你是府衙来的？”吕本问，声音沙哑。
“是。”沈知行把调粮的文书递过去。
吕本接过文书，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沈知行。
“你知道义仓的粮，不能随便动吗？”
“知道。”
“知道你还来？”
沈知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他从未对别人说过的话。
“吕爷，台州卫的兵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不是不想守城，是没有力气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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