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语气依然很淡，但桐生也哉听得出，这已经是千早百合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
他没有立刻接话，只是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堤岸下缓缓流动的河面。
灰色的水，歪斜的柳树，远处低矮的厂房，烟囱，电线杆，旧仓库。
眼前这片东大阪的景色，和他记忆里某一年的冬天，奇异地重叠在了一起。
“千早系长，”他慢慢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许，“那些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真要说特别在哪里……”
桐生也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只能说，我体验过这种感觉。”
千早百合的左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搭在变速杆旁边。
她没有催问，也没有插话。
但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示意。
于是桐生也哉继续说了下去。
“我父亲叫桐生诚一郎。”
“1986年，他在大阪经营一家小型金属加工厂。员工不到三十个人，做的是汽车零部件的冲压和切削。规模不大，但在最好的那几年，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也做不完单子。”
信号灯还没变。
这个红灯似乎格外长。
河面上吹来的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掠过他额前的头发。
“我小时候去过几次厂里。夏天特别热，机器一开，整个车间都像个铁皮蒸笼。地上到处都是金属屑，工人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胳膊和脖子上全是汗。父亲总是一边叼着烟，一边拿着图纸在机器旁边跟人说话。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厉害，好像什么问题到了他手里都能解决。”
说到这里，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那不是笑，更像是某种已经太久没有翻动过的旧纸页，被风轻轻掀起了一角。
“后来广场协议签了。日元升值，出口企业的成本一下子上去，大厂先砍成本，最先被砍的，就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下游中小配套厂。”
“订单在一个季度里减少了六成。”
“以前每周都要追加交货的客户，开始拖。说好的新模具项目，也一个接一个停掉。仓库里积压的半成品越来越多，现金却回不来。”
信号灯跳成绿色。
千早百合松开刹车，车子重新滑了出去。
前方一辆小货车缓慢地占着车道，车尾贴着褪色的“安全第一”。
千早百合没有急着超车，只是稳稳地跟在后面。
“那时候我父亲还不肯认输。”
桐生也哉继续说道：
“他总说，这只是暂时的，熬过这一阵，订单总会回来。为了撑住工厂，他先是拿了公司的周转金去补人工，后来又拖供应商货款，再后来开始贴现商业票据。”
“他以为只要再多一点时间，就能把局面扳回来。”
“可是经营这种东西，有时候不是靠意志就能撑过去的。缺口一旦出现，就像玻璃上开了裂纹，表面看着还连着，里面其实已经在一寸一寸地断掉。”
千早百合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收紧。
她很清楚桐生也哉说的每一个词意味着什么。
周转金、拖货款、票据贴现、追加抵押。
每一步，都是在往死亡靠近。
“那年秋天，”桐生也哉缓缓说道，“他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追加贷款。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银行批了。”
“然后不到一个月，境况更加困难后——”
“银行抽贷了。”
车厢里忽然静了下来。
连引擎声、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都像在这一瞬间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仮差押。”
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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