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口往右是一条窄马路，路面坑坑洼洼，铺着的沥青早已被来往的车辆磨得发亮，路边摆满了地摊，形成了一条杂乱的临时集市，这也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常态。卖水果的摊主推着破旧的木板车，上面摆着发蔫的香蕉、沾着泥土的橘子，吆喝声此起彼伏；卖盒饭的蹲在地上，一个铁桶架在煤炉上，里面的米饭冒着热气，菜是清一色的青菜和几块肥肉，五块钱一份，吸引着饥肠辘辘的旅客；卖假烟的把烟摆在报纸上，红塔山、阿诗玛，包装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却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买；卖地图的手里攥着一叠泛黄的广州地图，一块钱一张，嘴里喊着“广州地图，不迷路”；最扎眼的是卖“暂住证”的，几个瘦小的男人蹲在墙角，压低声音吆喝，手里拿着一叠印着模糊字迹的卡片——陈建军不知道那些暂住证是假的，只是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还能当街卖，他多看了两眼，一个瘦小的男人立刻凑上来，眼神警惕地问他“要不要办证？便宜，五十块一张，走到哪都能用”，他赶紧摇头走开，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

    路边还有几个擦鞋的、修鞋的，蹲在树荫下，面前摆着一块木板，等着客人上门；偶尔有几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豁口的碗，在人群中穿梭，低声乞讨，有人随手丢一枚硬币，有人则不耐烦地挥手赶走。远处的墙角，还蹲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眼神游离地打量着过往的旅客，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猫，那是当时火车站周边常见的闲散人员，有人是无业游民，有人则是扒手，专门盯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看起来老实好欺负的外来者。

    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省汽车站。省汽车站就在马路对面，和广州火车站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门口同样挤满了人，门口的柱子上贴着“严禁拉客、严禁倒卖车票”的标语，却没人遵守。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排队，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推搡、拥挤是常态，有人怕被插队，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嘴里还骂骂咧咧。陈建军挤进去，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他用力拽了一下，袋子撕开一道口子。他心头一紧，赶紧检查了一下——还好，撕的是侧面，东西没掉出来。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依旧自顾自地拥挤、吆喝，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挪到了窗口前。他把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早已没了耐心。

    “到樟木头的票，一张。”

    “十二块。”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蹲下身，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蓝布还在，他松了口气，解开布包，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折好，剩下的重新包好，塞回袋子深处。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女人撕给他一张票，找回两个钢镚，叮当作响地落在窗台上，他赶紧捡起来，攥在手里。这时候，他没注意到，身后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悄悄凑了过来，眼神死死盯着他放在地上的蛇皮袋，手指悄悄伸进了那个撕开的口子，动作又轻又快，周围的拥挤和嘈杂，完美掩盖了他的动作。

    他把票揣进裤兜里，抱起蛇皮袋，从人群里挤出来。蛇皮袋似乎轻了一点，他没在意，只当是自己太紧张，产生了错觉——一路颠簸，又挤了这么久，他的胳膊早已酸麻，根本感觉不出袋子重量的细微变化。

    候车室在二楼。他把票衔在嘴里，一只手拎着蛇皮袋，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往上走。楼梯是水泥浇筑的，表面粗糙，有些地方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石子，楼梯上全是人，上上下下的，好几次差点被撞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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