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
樟木头的街道比他想象的要热闹。到处都是年轻人，操着各种口音，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广西的、贵州的，走路的、骑自行车的、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他们大多和陈建军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脸上带着青涩和疲惫，眼神里满是对工作的渴望——那时候，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想困在田埂上，听说南方的工厂能赚钱，能寄钱回家，便揣着几十块钱，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工厂的围墙刷得雪白，墙头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着，门口竖一块牌子，写着“某某电子厂”“某某玩具厂”“某某制衣厂”。牌子上有时候贴一张红纸，歪歪扭扭写着“招工”两个字，下面跟着“女工优先”。那时候的工厂，大多喜欢招女工，尤其是制衣厂、玩具厂，觉得女工手脚麻利、细心，男工除非是熟手或者有力气，否则很难被录用，这也是陈建军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陈建军在那些厂门口转了好几圈，想进去问问，可每次刚靠近，门口坐着的保安就会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目光落在他肩上的蛇皮袋上，落在他的脏球鞋上，落在他的脸上——那种眼神他后来很熟悉了，是看流浪狗的眼神。那时候的工厂保安，大多是本地人或者厂里的老员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却掌握着进厂的“生杀大权”，对外来务工者带着几分天然的优越感，尤其是对陈建军这样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更是懒得多废话。
“招满了。”保安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陈建军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问：“师傅，麻烦问一下，你们这儿还招男工吗？我能吃苦，什么活都能干。”
有的保安连话都不说，只是摇摇头，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仿佛在说“就你这样，也配进厂”。
他走了十几家厂，没有一家要他的。有的说要女的，有的说要熟手，有的说要有暂住证。他攥着衣角，小声问：“暂住证是什么？我没有，能办吗？”对方白了他一眼：“没暂住证还来招工？赶紧走，别在这碍事！”他没有暂住证，不知道暂住证是什么东西。后来一个湖南老乡看到他蹲在路边发愁，主动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看你这样子，是刚来的吧？”陈建军抬起头，眼里泛起一丝光亮，连忙点头：“大哥，我刚来，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暂住证，你能告诉我暂住证咋办吗？”
老乡叹了口气，说：“暂住证要去派出所办，要照相，要交钱，还要厂里出证明。”他顿了顿，看着陈建军失落的样子，又补充道：“你还没找到厂，办不了暂住证。没暂住证，又找不到厂，这就麻烦了。”
“那……那可怎么办？我身上一分钱都快没有了。”陈建军的声音带着哭腔，心里的绝望越来越浓。
“唉，难啊。”老乡摇摇头，“那时候的樟木头，治安队查暂住证查得很严，尤其是晚上，穿着制服的治安队员带着手电筒，在巷子、公园、桥洞这些外来者常落脚的地方巡逻，一旦查到没有暂住证的，就直接带走，要么让厂里来领，要么就遣送回老家。”他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你今晚可得找个隐蔽的地方落脚，别被查到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祝你好运。”
陈建军看着老乡离去的背影，嘴里反复念着“遣送回老家”，浑身发凉。他想，要是被遣送回去，他还有脸见爹娘吗？很多外来者因为没暂住证，白天不敢出门，只能躲在巷子里，晚上偷偷出来找吃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陈建军后来也体会过。
那天晚上，他在一个菜市场旁边的巷子里过夜。巷子尽头有一堆纸壳子，他把纸壳子摊开，铺在地上，蛇皮袋当枕头，躺下来。头顶上是一盏白炽灯，嗡嗡响着，蚊子在灯下飞成一团。那时候的菜市场，晚上收摊后一片狼藉，烂菜叶子、果皮扔得满地都是，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蚊子、苍蝇到处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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