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来的时候，母亲塞给他一百块钱，反复叮嘱他“照顾好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早点回来”，他当时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一定能寄钱回家”，可现在，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更别说寄钱回家。
就在那天下午，他碰上了阿强。
准确地说，不是碰上，是阿强找到了他。
陈建军蹲在路边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他面前停下来。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染成棕黄色，瘦了，黑了，但笑起来还是那副样子——左边一颗虎牙，右边一个酒窝。那时候的工厂工服，大多是蓝色或者灰色的，印着工厂的名字，质地粗糙，却很耐穿，是外来务工者最常见的穿着。很多年轻人进厂后，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染头发、穿喇叭裤，阿强也不例外，这是他融入这片土地的一种方式。
“建军！”
陈建军抬起头，愣了好几秒钟，才认出这是阿强。阿强比以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笑起来还是那么大声。他身上的工服沾着一些塑料碎屑，那是玩具厂注塑工常见的痕迹，手上也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是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划伤的。“阿强……是你？”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带着不敢置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积压了三天的委屈和绝望，在看到阿强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你怎么蹲这儿？”阿强蹲下来，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我给你那个号码你打了吗？我等了三天电话！你他妈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你！”
陈建军张了张嘴，喉咙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
阿强看了看他脚边的蛇皮袋，看了看他身上的脏衣服，看了看他嘴唇上干裂的死皮，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他在樟木头待了半年，见过太多像陈建军这样的人，刚来的时候满怀希望，钱花光了，找不到工作，就蹲在路边，眼神空洞，有的甚至放弃了，转身回了老家，有的则硬扛着，运气好的能找到工作，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在街头流浪。“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阿强的语气软了下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钱……钱丢了，”陈建军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带着哭腔，“在广州火车站，丢了八十块，我……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找了你三天，都没找到你，我以为……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阿强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伸出手，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哭啥哭，男人流血不流泪！”他拍了拍陈建军身上的尘土，语气坚定，“走，先吃饭，天大的事儿，吃饱了再说。”八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工厂普通工人半个月的生活费，阿强知道，陈建军这三天肯定受了不少苦。
陈建军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阿强，我没钱，我……”
“废话，我知道你没钱，”阿强笑着打断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有我呢，还能让你饿着？当初要不是你在老家帮我，我也来不了南方，这点忙，我还能不帮你？”
阿强带他去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两个菜——辣椒炒肉、炒青菜，两碗米饭。那时候的小饭馆，大多是夫妻店，店面很小，摆着几张破旧的桌子，墙上贴着菜单，价格便宜，味道却很地道，是外来务工者常去的地方。饭馆里坐满了人，大多是穿着工服的工人，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着厂里的事，抱怨着加班多、工资低，却又盼着能多加班，多赚点钱。陈建军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碗米饭很快就吃完了，阿强连忙又给他盛了一碗：“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不够还有。”
陈建军吃了三碗，把盘底的油都蘸干净了。阿强没怎么吃，坐在对面看着他，偶尔笑一下，虎牙露出来。“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陈建军把第三碗饭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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