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带着几分随意的嘈杂，是务工者们上下班代步的声音，是他们疲惫生活里，最常见的声音，听久了，甚至会觉得亲切；而治安队的摩托车，声音是“嗡嗡嗡”的，低沉、密集、急促，像一群马蜂，贴着地面，疯狂地飞过来，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带着冰冷的威慑力，只要听到那种声音，每个外来务工者，都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浑身发冷，下意识地想躲，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不敢露面。

    后来，陈建军只要听见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心脏就会猛地缩一下，像被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比在流水线上，被注塑机烫到手指还要疼，还要慌。那种疼，不是皮肉之苦，是深入骨髓的恐惧，是对被抓走的恐惧，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恐惧，是对家里人失望的恐惧，是对未知命运的恐惧。

    他见过隔壁车间的老王，因为没办暂住证，被治安队抓走。老王是江西人，四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为人老实巴交，干活勤快，从不偷懒，每天在流水线上，默默地劳作着，只为了多赚一点钱，寄回家，给家里的孩子交学费，给生病的老伴买药。那天，老王下班后，去街面上买馒头，刚走到大排档门口，就遇到了巡逻的治安队，因为没带暂住证，被两个治安队员架着，塞进了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老王拼命挣扎，嘴里不停地喊着“我有身份证，我在厂里上班，厂里正在办暂住证”，可治安队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只是冷冷地呵斥他，用力地推他，把他塞进车斗里，关了起来。

    后来，厂里花了五十块钱，才把老王从派出所领回来。老王回来的时候，身上的衬衫被扯破了，脸上还有几道抓痕，嘴角也破了，身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看起来狼狈不堪。他回到宿舍，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床边，闷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烟雾缭绕，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从他颤抖的肩膀，从他沉默的模样，能看出来，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也受了很大的惊吓。那天晚上，老王一夜没睡，坐在床边，抽了一整夜的烟，宿舍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令人心疼的沉默。

    从那以后，陈建军就把“躲治安队”，当成了和吃饭、干活一样重要的事。他每天上下班，都会格外警惕，一边走，一边听着周围的声音，生怕身后，突然传来那种令人心悸的“嗡嗡嗡”声。他会刻意避开那些治安队经常巡逻的路段，会尽量走小巷子，走偏僻的路，哪怕绕远一点，哪怕多走十几分钟，也不愿意冒险。他常常在心里默念：一定要忍，等暂住证办下来，就不用再这样提心吊胆了，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呢，我不能被抓走，我不能让家里人失望。

    他也问过阿强，暂住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阿强比他早来樟木头半年，已经在永丰玩具厂干了八个多月，暂住证早就办好了，是厂里统一办理的，花了三十块钱，手续很繁琐，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下来。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安慰，也带着几分无奈：“别急，厂里统一办理，都是一批一批的，你刚来不到两个月，还没轮到你，再等等，再过半个月，估计就能办下来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小心，别被治安队抓到，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找个任何能藏起来的地方，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吃亏。”

    陈建军点点头，把阿强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阿强不会骗他，阿强是真心待他，是真心为他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把“躲治安队”，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当成了自己生存的第一法则。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凉了，深秋的寒意，渐渐笼罩了樟木头，可樟木头的凉，和湖南老家的凉，不一样，有着天壤

    -->>(第3/12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