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用一支短得几乎握不住的铅笔头在上面写着什么。
“马晓芳。”何成局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
石凳上的女人抬起头。她的脸圆圆的，皮肤粗糙，眼角有细密的皱纹，嘴唇干裂起皮——是长期缺乏维生素和缺水的结果。但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觉醒者晶核的荧光，而是普通人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之后训练出来的敏锐。她看着从山路拐弯处走出来的三个人，没有尖叫，没有逃跑，只是把铅笔放在笔记本上，站起来，用右手把工作服的下摆拉平整，动作从容得像末日前在医院护士站准备交接班。
“你们是大理安全区的人。”她的声音沙哑——应该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话了，声带有些发紧，但语气是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你怎么知道？”何成局走到榕树下，在马晓芳面前两米处停下来。他注意到这个距离刚好在她的心理安全边界线上——两米，足够她做出反应，但不会让她觉得被逼迫。
“昨天收音机里有个女声在念天气预报，西南风二到三级，适宜出海和户外作业。”马晓芳指了指身后的石屋，窗台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天线用晾衣架的铁丝代替，外壳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卡通贴纸——是末日前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给小朋友发的那种，“然后同一个频道里有个男人说，对不起，离心机的事他该早点做的。我男人的声音我再听不出来，这辈子护士长就白当了。”
何成局注意到她说“我男人”三个字时，声带上的沙哑消失了。不是真的消失，是被一种更大的力量盖住了——那种力量叫“他还活着”。
“马千里在安全区军法处的禁闭室。”何成局决定开门见山，面对一个在末日里独自支撑了一年多的老护士长，任何拐弯抹角都是对她的侮辱，“他从曲靖叛逃出来，带走了‘造神’项目的证据。军法处正在核实他的供词，他现在不能自由行动，但他很安全。”
马晓芳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用右手摸了摸虎口上那道烫伤疤痕，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一个已经愈合但还在隐隐作痛的旧伤口。
“他知道小雨的事吗？”她问。
何成局没有马上回答。他不知道“小雨”是谁，但马晓芳问这个问题时的语气让他心里沉了一下——那是一个母亲问起失去的孩子时才会有的语气，音调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马千里没有提过小雨。”何成局如实说。
“他不会提的。”马晓芳重新坐回石凳上，把膝盖上的笔记本合拢。何成局看到笔记本封面上写着“鹿卧山医疗日志”，字迹工整，每个字的笔画都一丝不苟，“小雨是我们的大女儿，六岁，末日前在上幼儿园。末日第一天，她被咬了。我亲手给她注射的镇静剂，剂量不够——儿科镇静剂在医务室里锁着，我拿不到，用的是成人剂量减半。她在我怀里走的。马千里那时候在曲靖服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榕树的气根在晨风中轻轻晃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石板上，形成一片片不规则的光斑。
刘惠珍无声地走到谢佳恒旁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谢佳恒默默地把标枪插在地上，走到村口广场边缘，开始布置警戒线。刘惠珍蹲下来检查马晓芳放在石凳旁边的医药箱——箱子里的药品所剩无几：半瓶碘伏，几小袋独立包装的生理盐水，一小卷用了一半的医用胶带，还有一把磨得锃亮的手术刀。每一件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标签朝外。这个习惯何秀娟也有——在任何环境下都把医疗器械收拾得井井有条，不是因为强迫症，是因为在急救中多花一秒找东西就可能多死一个人。
“村子里还有其他人吗？”何成局问。
“三个。一个骨折术后感染，我用了最后两
-->>(第2/9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