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跌了亏了血本。其中有八家暗地里联了手，想凑银子走京城的关系，他们以为东厂的番子看不出来。
魏忠贤把辽东的塘报放在账册旁边，靠回椅背上，闭上了眼，眼皮上透出院里晃动的灯笼光，一片暖红在黑暗里浮沉。
辽东前线的天寒地冻和苏州城的细雨湿冷交织在一起，他鼻子里还残留着刚才核对票据时那股受潮纸墨的酸涩味。
他想起了自己在天启年间截留辽东军饷的那笔旧账，想起了那些因为缺饷而死在建虏刀下的边军，想起了崔呈秀死前从自家房梁上垂下来的那根腰带，想起了骆思恭那张从始至终没有表情的脸。
他摸了摸腰间的匕首——鲨鱼皮的刀鞘在连日阴雨里微微发潮，手指握上去有种黏腻的阻力，但刀鞘上的“朱”字依然棱角分明。
“来人。”他睁开眼。
一个东厂番子从门外闪进来，走路无声无息，显然是个老手。
“那十二家还在拖的大户，给他们加个限期。”
“加多少天？”
“三天。”魏忠贤说，声音平淡得不带任何情绪，说完低头继续翻账册。
番子应了一声转身要走，又被魏忠贤叫住了。
老太监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秃了尖的小楷笔，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写了几个字，折好递给番子。“把这个一并送去。——告诉他们，不是咱家要催他们。是辽东的兵在催咱家。”
番子接过便笺，消失在门外的雨雾里。
江南的冬雨细细密密，打在织造局的青瓦上，声音绵密而持续，像是有无数只手在屋顶上轻轻敲打着同一首曲子。
陕西延安府，卢象升在城门外支起的粥棚已经熬了二十一天。二十一天前他在城门口支锅的时候，来了三千流民。二十天后，那个数字翻了五倍。
延安府城门外的荒滩上，密密麻麻全是窝棚和草席，一眼望不到头。
河南常平仓的粮车还没到，倒是朱由检批的三万两内帑银先到了——一个锦衣卫百户押着箱子，骑着马穿过流民群的时候，满街的饥民主动让出一条路。
不是因为怕锦衣卫的刀，是因为他们听说了——这批银子是京城里那个新皇上自己掏的。
卢象升跪接了批文和银箱，站起身来的时候，两万多流民静静地站在远处望着他。没有欢呼，没有哭喊，只有沉默。
那种沉默让卢象升觉得脊背发凉——这么多走投无路的人聚在一起却一声不吭，要么是还没彻底绝望，要么是已经饿得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把银箱撬开，对着流民们举起了手里那锭刻着“内帑银”三个字的银子。“皇爷给的。买粮种、修水渠、以工代赈。有力气的出来修渠，管三顿饭。没力气的在粥棚等着，管两顿粥。”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这一句不是跟流民说的，是跟他身后的延安知府说的。
声音不大，但知府听完之后脸色变了——之前在粥棚外大呼小叫跟卢象升吵过两次架，说什么流民聚在城外有碍观瞻、容易滋生盗匪的推脱全被这一句话顶了回去。“这是皇爷的银子，不是户部的。皇爷的银子怎么花，你管不着。”
延安知府的脸青了又白，终究没敢再说什么。
他转身回了衙门，当晚就让人把自己负责的那笔赈灾账册送到了粥棚。
账册的封皮上还带着茶渍，显然是从某个角落里临时翻出来的。
卢象升在粥棚旁边搭了个草棚当临时公署，白天督工修渠，晚上点着油灯给朱由检写奏疏。他写得很详细——今天修了多少步渠，收了多少流民，熬了多少锅粥，每口锅分多少米。
字迹潦草的只有他自己认得，但每一笔数字都精确到个位。
奏疏的最后一页，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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