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安静了下来。陈国华站在桌前,表情从兴奋渐渐变成了凝重。
“你是说……孙斌上头还有人?”
“孙斌只是一根线,”郑耀先慢慢说,“线的那头连着谁,我还不知道。现在抓了他,那根线就断了,后面的人会立刻缩回去,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了一些。外面的风刮得呜呜响,窗框都在轻微地颤动。
“所以不能抓他。”
“那怎么办?”
“让他继续干他的活,”郑耀先回过头,灯光在他脸上投下一半明一半暗的阴影,“但从现在开始,他经手的每一份电报,发出去之前先过我的手。他收到的每一份回电,我要看原件。”
陈国华点了点头,正要出去,郑耀先又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去把孙斌的人事档案再给我拿来,我要看原件,不是抄件。”
陈国华带着档案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郑耀先把煤油灯挑亮,一页一页地翻看。
孙斌,二十六岁,江苏镇江人,1935年入特务处,1936年经南京总部电讯科统一培训后分配到武汉站。档案里夹着一张南京受训期间的合影照片,二十多个年轻人站成两排,孙斌站在后排第三个位置,瘦长脸,薄嘴唇,眉眼之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郑耀先翻到了培训记录那一页。上面列着孙斌同期受训的学员名单,一共二十三人。他的手指从第一个名字开始往下划,一个一个地看,像是在翻一本生死簿。看到第十五个名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那个人叫刘兆坤,旁边用红色墨水标注了三个字:已处决。第十九个名字叫张维庸,标注的是:在逃。这两个人后来被查出是日方策反的内奸,一个枪毙了,另一个畏罪潜逃至今在案。
跟这两个人同一批受训的孙斌,身上的嫌疑又重了一层。
他继续往下翻,翻到档案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了一行被人用墨水涂抹过的备注。涂得不算仔细,在煤油灯下侧着光看,还能隐约辨认出那行字:
“待察使用”。
这是特务处内部的一种特殊标注,意思是“此人有嫌疑但证据不足,暂时留用并秘密观察”。但凡被打上这个标注的人,按规矩应该在档案里附一份《观察评估表》,记录每季度的考察结论。
郑耀先在档案里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观察评估表》。
也就是说,要么这个标注是错打的,后来被撤销了所以涂掉了;要么有人故意涂掉了这个标注,让孙斌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普通报务员。
是谁涂的?
涂掉这个标注的人,有权力调阅和修改人事档案的人,在武汉站只有两个:站长周铁生,和副站长马文龙。
周铁生现在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
郑耀先合上了档案,把最后一页那行被涂抹的备注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
如果是周铁生涂的,说明他知道孙斌有问题但选择了隐瞒;如果是马文龙涂的,那问题就更大了。他为什么要替一个有嫌疑的报务员遮掩?是因为孙斌是他的人?还是因为暴露孙斌会连带暴露他自己?
无论哪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武汉站的烂根子,不在底下,在上面。
他抬起头,看着对面墙上那幅歪歪斜斜的武汉三镇地图,眼神变得很冷。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了,陈国华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六哥,孙斌跑了!”
“什么意思?”
“我派了个人盯着他宿舍,刚才回报说孙斌半个小时前翻墙出了大院后门。我的人跟了两条街,在一个路口被一辆突然驶过来的马车挡住了视线,等马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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