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看我一眼，“咱的本钱够撑几天？人家拿的是省城的钱，咱拿的是床板底下的命。”
院子里的水龙头没拧紧，滴答一声，又一声。
我盯着那堆铜料，想起前世——九零年夏天，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省城小商品批发市场日交易额破了百万。城里人捧着钱买不到乡镇的土产，乡镇供销社的货架上却堆满了城里不要的百货。
“老李，”我说，“你说这城里缺不缺乡镇的货？”
李老头愣了一下，烟停在半空。他看了我五秒钟，然后笑了，露出那颗缺了半边的后槽牙。
“你小子，脑子转得比你爹车床还快。”
我没接话。他也就不说了，转身进屋，把搪瓷缸子端出来，喝了一口凉透的茶水。
“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他望着院子外头的老街，声音低下去，“这是你爹那个老师傅当年说的话，我记了四十年。”
天黑透了，我没回住处，推着空车去了父母家。
院门虚掩着，牵牛花在夜风里缩成紫蓝色的花苞。我把车支好，推门进去，院子里有股煤烟混着艾草的味道。
父亲坐在梧桐树下，手里捏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没点。他面前的小凳子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脸上晃。
我搬了只小马扎，在他旁边坐下。
他没看我，只是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塞回兜里。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口，声音哑哑的，“厂里说让我学钳工，我不乐意，嫌脏。后来师傅跟我说，手里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他说完，不说了。院子里静了一会儿，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闷闷的。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只是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底磕在凳面上，一声脆响。
我没说话。但”手艺”那两个字，在耳朵里转了两圈，落进肚子里。
门帘子一响，母亲端着碗出来。绿豆汤，碗边凝着水珠，里面沉着几粒冰糖，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
“喝点。”她把碗塞进我手里，“刚冰镇过的。”
碗壁凉得刺手。我仰头灌了一口，绿豆煮得开了花，沙沙的，甜。母亲在旁边站着，围裙上沾着水珠，没走。
“你瘦了。”
她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我端着碗，没抬头。
父亲从兜里摸出火柴，刺啦一声划着，旱烟终于点上了。火光在他脸上一闪，照亮了那道从左眉延伸到额角的旧疤。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袅袅地往上飘。
“晚上住这儿吧。”母亲说。
“不了，”我把碗里的汤喝完，碗底那几粒绿豆刮进嘴里，“我还有事。”
母亲没追问。她只是接过空碗，转身进了屋，门帘子在她身后晃了两下。
回到住处，我没开灯。
窗外蟋蟀叫得正欢，一声叠一声。我在床边坐下，从床板底下摸出那个蓝布包——钱都在里头，一共九百八十二块五，用橡皮筋捆成三摞，大小票叠得整整齐齐。我把包打开，数了一遍，又原样捆好。
然后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纸。市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地址，我从老街一个倒卖服装的浙江客商嘴里套来的。那人说话舌头捋不直，但眼睛毒，一看就知道什么货走得快。
我把地址纸和父亲的笔记本并排放在一起。笔记本摊开着，1965年的牛皮纸封面，里面记着车床参数、材料配比、老师傅教的窍门。我翻过几页，最后一页是父亲用抖动的右手写下的——几个废铜品种的识别方法，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没省。
窗外的蟋蟀叫得更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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