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工商局门口等消息，一抬头，看见了陈婉清。
她没进店，也没跟我打招呼，就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穿一件灰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那包是正经的牛皮货，九十年代一个要两百多块。
我走过去。她抬眼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工商局的刘科长，是我旧识。”她说。
我没说话，等她往下说。
“不是想帮你，是已经帮了。”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刘科长查了三天，你店里没有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的事——这里面是你过去半年的纳税记录副本，我让人从税务局调出来的。”
我接过纸袋，没急着打开。
“为什么帮我？”
陈婉清沉默了一下。街上有辆嘉陵摩托车轰隆隆开过，她等那声音过去，才开口。
“因为你欠我一个人情，比郑总欠我十个人情都值钱。”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
我盯着她看了两秒。她眼神平静，没有躲闪。
“郑东海知道你帮我的忙吗？”
“他不需要知道。”她把公文包换了个手，“炜杰，我不是好人。帮你是有价格的——这个人情，你以后要还。”
“怎么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灰色风衣在风里一扬。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陈婉清对郑东海有不满，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满。她在两头下注。
这个女人的算盘，比我想的精得多。
第四天早上，刘科长带着人来了，亲手把六张封条撕了。
“调查结束，举报内容不实。”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照章办事，“你可以恢复营业了。”
我递过去一根红塔山，他没接，摆摆手走了。
六家店重新开张，鞭炮没放——怕再惹事。但消息传得快，到中午，店里的人流量比平时还多。看热闹的、真心买东西的，挤了一屋子。小马在门口维持秩序，嗓子都喊哑了。
但我知道，事情没完。
张德才只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递枪的人还躲在暗处。
下午，我骑上摩托车，去了老张杂货铺。
店确实关了，卷帘门拉下来，上面贴着他手写的”歇业”两个字，墨迹被雨水洇得模糊。我敲了敲旁边的侧门——那是他家住的屋子。
门开了。
张德才站在门口，五十五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他看见我，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往后退了半步。
“张叔。”我先开口。
“你来干啥？”
“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
他梗着脖子，过了几秒，一咬牙：“是我。”
“为什么？”
“你把我逼死了。”他声音发颤，不是害怕，是恨，“我在这条街三十年，三十年！你一来，我客人都跑了。上个月我儿媳妇闹离婚，说我连家都养不起。是你——”
“我没有逼你。”我打断他，“是市场逼你。”
“你——”
“张叔，你那杂货铺，货不全、价不低、服务没有。就算我不来，过两年也得有人把你挤垮。”我顿了顿，“但今天我来，不是跟你算旧账的。”
他愣了。
“我给你一个提议。”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我昨晚写的方案，“你的店别关了，改做我的加盟店。你卖我的货，从我这里拿货，价格比你从前低两成。利润我七你三。”
张德才瞪着我，像看一个疯子。
“要么加盟，要么关门。”我把纸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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