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韦格纳走回去接起。
“主席同志，我是奥托。”
听筒里传来克朗茨的声音，
“收到莫斯科的回电。他们感谢您的祝贺，并正式邀请您访问苏联。措辞很是热情。”
“有多热情？”
“非常热情。提到‘兄弟般的期待’、‘历史性的会晤’、‘共同规划世界革命蓝图’。”
韦格纳微微一笑。
“回复苏联同志：我们深感荣幸，将在适当时候安排访问。”
“明白。还有……安全委员会送来一份补充情报。”
克朗茨停顿了一下，
“关于列宁同志健康状况的评估。我们的医疗专家分析了最近一次列宁公开讲话的录音，认为他的语言功能障碍比六个月前明显加重。
同志们判断……如果再不接受系统治疗，情况可能在未来十二到十八个月内急剧恶化。”
韦格纳沉默了。
十二到十八个月。和原本历史的轨迹大致吻合。
“知道了。”
“把评估报告归档。不要外传。”
挂断电话后，韦格纳重新站到窗前抽着烟。
夜色中的柏林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高速公路工地上还有几点灯火。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这四年半所做的一切：
建立劳动马克体系，推行农业集体化，改造旧军队，发展汽车工业，修建高速公路……每一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让德国成为一个强大、富裕、人民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让普通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苏联呢？在原本的历史上，它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快速工业化但付出巨大代价，集体化导致饥荒，大清洗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
最终它建起了能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和工业巨人，却在民生、自由、人的尊严方面留下了深重的债务。
“我能做得更好吗？”
韦格纳问窗玻璃中的自己，
“或者说，我只是在重复另一种模式的错误？”
没有人能给韦格纳答案。
他想起老师常说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这个被改写的1922年，道路依旧曲折。
德苏关系、党内路线、外部压力、经济发展……韦格纳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像是在走悬崖上走钢丝。
韦格纳凝视着窗外的灯火：
“老师，如果换作是您……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复杂的、既可能是战友也可能成为对手的红色巨人，您会怎么做呢？”
韦格纳闭上眼睛：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韦格纳缓缓睁开眼。
窗玻璃上，他的背影似乎挺直了些。
半晌，韦格纳走回办公桌，摊开一张信纸。提笔写下：
“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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