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最终平息了这场抛售恐慌，市场得以喘息，但创伤已经留下。
时任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这位崇尚自由市场、主张政府不干预的金融巨子，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了忧虑重重的话，这在他平日的记录中极为罕见：
“今天市场遭遇的打击，根源不在数字，而在信心。
德国人不仅拒绝购买我们的商品，他们正以一种我们未曾预料到的速度和决心，试图自己制造一切。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我们零星获得的技术情报看，他们的国家计划体制似乎在资源调配和技术攻关上……表现出可观的效率。
这动摇了我们内心深处美国市场无所不能的信念。
一个拒绝与我们玩同一套游戏规则的对手，是最难对付的。”
杜邦-通用危机成为美国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它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部分沉醉于繁荣迷梦中的美国精英。
他们开始意识到，红色德国是一个有着长远经济规划和执行能力的系统性对手。
美国的工业和金融体系，第一次不得不严肃考虑如何在失去中欧市场的情况下调整自身的结构。
然而，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使得这种调整缓慢而痛苦，主流的选择依然是向内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拉美和尚未完全“赤化”的欧洲市场。
真正的结构改革，被延迟了。
当东部的工业家们为失去德国订单而烦恼时，美国广袤的中西部农业地带，正经历着一场同样致命的危机。
这里的命运，与欧洲的餐桌紧密相连，而红色德国的崛起，如同关上了最重要的那扇门。
战时的繁荣曾让美国农业过度扩张。
为了喂养协约国军队和欧洲民众，数百万英亩新土地被开垦，农业机械被大量采购，这一切都伴随着沉重的银行贷款。
爱荷华州的农场主弗兰克·哈里森便是其中典型。
他在1917年以乐观的预期贷款购置了相邻的40英亩土地和一台新型拖拉机，指望战后欧洲的重建能带来持续的需求和高粮价。
然而，希望的曙光迅速黯淡。
1921年，初步稳定的红色德国宣布其粮食自给率已达到74%，并停止了绝大部分的粮食进口，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小麦。
这仅仅是开始，随着德苏铁路的开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流通，美国农业市场的萎缩速度十分惊人。
到1924年，美国小麦对欧洲的出口总量，已经骤降至1919年水平的31%。
堪萨斯城、芝加哥的谷物交易所里，价格曲线一路向下，毫无反弹之力。
弗兰克·哈里森收获的小麦，每蒲式耳的售价已经跌破了生产成本。
他看着仓库里堆积的谷物，又看看银行寄来的催款通知单，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在这场危机里，像哈里森这样背负债务的中小农场主首当其冲。
他们组织起来，发起了“农场假日”运动，封锁道路，倾倒牛奶，试图用激烈的抗议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而在更为激进的圈子里，一些来自德裔移民社区或劳工组织的小册子开始秘密流传，册子上的文字描绘了另一幅图景：
德国的农业合作社如何获得国家提供的廉价农机租赁服务，如何由国家保障的基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如何免于高利贷的盘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界的反应。
信奉“小政府”和“市场万能”的柯立芝总统，坚决否决了任何旨在建立农产品价格支持或直接补贴农场主的法案。
农业部长亨利·C·华莱士发出的警告被置若罔闻。
-->>(第3/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