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冷笑，
“等你的调查组到华沙，凶手早就跑到巴黎或伦敦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是在害怕战争吗？”
斯大林的脸沉了下来，
“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战争，是让红军战士为不明不白的目标流血，是让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托洛茨基同志，你的‘革命热情’有时会蒙蔽战略判断。”
争论迅速白热化，主战派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红军高级将领大多支持，渴望一雪苏波战争之耻。
共产国际中的激进派也认为这是推动波兰革命的好机会，苏共部分党内青年干部，受意大利战役快速胜利鼓舞也表达了对出兵意见的支持。
以斯大林为核心的书记处系统及大多数地方党委，担心战争打乱经济建设则坚决否定出兵的意见，经济管理部门的同志，担心军事动员消耗宝贵资源。
中间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 试图调和，但两面不讨好。
布哈林提出“有限军事反应配合外交攻势”的方案，被托洛茨基斥为“软弱”，被斯大林认为“不切实际”。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时，苏联的国家机器在两种相反的力量拉扯下开始出现裂痕。
凌晨，未经政治局正式决议，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向西部特别军区、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至一级”的命令。当天中午，三个集团军约二十八万人开始向边境集结。
而斯大林通过书记处系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保持冷静，相信中央”的内部通知，实质上在削弱托洛茨基命令的权威性。
不久，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的第3骑兵军军长谢苗·布琼尼——这位传奇骑兵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擅自下令部队向边境前进五十公里，并发电报给莫斯科：
“红军战士已准备好为沃伊柯夫同志复仇！”
虽然布琼尼在数小时后被总参谋部严令撤回，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军队可能失控的风险。
同日，国际舆论开始发酵。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
“莫斯科的战争叫嚣令人想起1914年的沙俄。”
法国《费加罗报》警告：
“波兰的危机可能点燃整个欧洲。”
德国《红旗日报》则强烈谴责刺杀事件，但谨慎地未提及军事反应。
第二天上午，政治局会议在火药味中召开。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对峙已公开化：
“边境上已经集结了三十个师！”托洛茨基指着地图，“现在撤退，军心士气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
“正是因为你擅自提高战备，才造成今天的局面！”斯大林反击，“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你这是军事冒险主义！”
季诺维也夫试图掌控局面：“同志们，当务之急是统一思想！我们应该等待列宁同志的指示——”
“列宁同志在柏林！”托洛茨基打断他，“等他指示到达，战机可能已失！有时候前线指挥官必须根据形势做出决断！”
争吵中，秘书送来了柏林的加密电报。
“致政治局全体同志：沃伊柯夫同志遇刺是严重挑衅。必须做出坚定回应，但需保持战略清晰。我的建议是：
一、军事上保持高压威慑；二、外交上争取国际同情；三、立即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行动前必须达成党内一致。列宁。”
这份电报巧妙地在双方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但最关键的指示在最后一句——“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
收到电报后十分钟，斯大林拨通了通往柏林的专线电话。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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