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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韦格纳安静地听完台尔曼的汇报之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狗急跳墙，但还没完全失去理智。”
“麦克唐纳政府内外交困，传统的均势和威慑手段失效，萌生这种最阴暗的念头我并不意外。
但正如你所分析的，现阶段他们更可能是进行可能性研究和前期踩点，为最坏情况预留选项，而非立即行动。
直接针对我和列宁同志，风险太高，一旦暴露，将是英国政府政治和外交上的彻底灾难，英国人现在承受不起。”
韦格纳看向台尔曼：
“这个埃姆斯，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执行人。抓他，风险大吗？”
“在瑞士动手，比在英国本土或德国容易得多。”
台尔曼回答，“我们的镜子网络在瑞士的根基很深，监视和可控行动都有把握。
关键在于动手的时机和后续处理。如果他只是来传递指令和激活网络，我们抓了他，伦敦会立刻警觉，可能切断整个网络，甚至升级行动。”
韦格纳思考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我记得，我们潜伏在英国的同志提交过一份关于MI6中层官员家庭背景的例行报告。
这个埃姆斯的儿子……好像是在牛津读书？对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参加过一些我们同志组织的左翼色彩的学生讨论会？”
台尔曼立刻答道：
“是的，主席。理查德·埃姆斯的独子，小安东尼·埃姆斯，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生。
我们的外围同志评估过，他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和理想主义情怀，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英国社会不公深感不满，但尚未与组织有直接接触。
被我们划分到属于可观察、可争取的对象。”
“很好。”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么，计划可以调整一下。
第一，通知我们在英国的同志，加快接触并争取小安东尼·埃姆斯，将他发展为我们的同志。
要做得自然，注重思想引导，让他真正认同我们的事业。
第二，在瑞士，埃姆斯一到，就控制他，邀请他来我们这进行一次秘密会谈。
除了展示我们对他此行目的了如指掌外，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他儿子亲笔书写、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
要让他明白，他不仅任务失败，连血脉和家庭未来的政治选择，都已不在他掌控之中。”
台尔曼立刻领会了其中的多重威慑和攻心之策：“让他意识到，抵抗不仅毫无意义（我们已掌握一切），还会直接危及他儿子的前途甚至安全。
而合作，或许能为他儿子，也为他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未来变局中，谋得一条出路。”
“没错。”韦格纳站起身，“埃姆斯是个专业人士，也是个体面的英国人，更是父亲。他对国家的忠诚，在家庭和现实面前会面临严峻考验。
我们要做的，是帮他权衡利弊。如果他配合，就让他按照原计划，在瑞士布置那些无关紧要的观察指令，然后放他回伦敦，成为我们在MI6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来稳住辛克莱和麦克唐纳，让他们以为秘密仍在手中。
而我们，则掌握了他们最龌龊计划的全部细节，以及一条直通其黑色行动核心的通道。”
“如果他不配合呢？”台尔曼问。
韦格纳眼神微冷：
“那就让他意外消失在阿尔卑斯山吧。
同时，将他是我们同志的材料，泄露给英国右翼小报。一个MI6官员是红色分子，这足以让埃姆斯家族身败名裂，也让辛克莱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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