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行为性质恶劣，也必须处理。”
科瓦尔斯基先定下基调，
“但是，斯坦尼斯拉夫同志的问题更紧迫。
我的意见是：
第一，今日就由新成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会出面，与原有供应商重新谈判，我们可以请专区贸易委员会的同志提供支持，必要时动从德国调配应急原料。
第二，对那三名涉嫌破坏的职员，立即停职，由工人纠察队配合内务部门同志调查取证。
但全厂批判大会暂时不开，以免影响当前生产情绪，待证据确凿、生产稳定后再行处理。
第三，财务清算按德国同志的方案走，同时，委员会今天下午就要进驻工厂，与工人管理委员会一起，制定接下来一个月的详细生产计划和保底工资发放方案。
不能让机器停，更不能让工人饿肚子。”
德国同志点了点头：
“可以。程序正义与生产稳定并重。我会协助起草给供应商的法律函件和新的原料采购协议范本。”
苏联同志吐出一口烟，也点了点头：
“你是现场负责人，你来把控整体的节奏。
但政治警惕性不能放松。我会让我们的同志协助内务部门深挖那几人的背景。”
这就是波兰变革的微观缩影：
国际主义的援助与本土实际的结合，阶级斗争的锋芒与经济建设迫切性的妥协。
接下来的半天，科瓦尔斯基奔波于不同的接收点。
在一家中型机械厂，他目睹了德国工程师指导波兰工人调试一台刚刚从德国运来的新型机床——这是中欧社会主义工业协作体系下的设备援助。
工人们围着机器，既好奇又兴奋，气氛热烈极了。
在另一家被接管的大纺织厂原老板的办公室里，气氛则冰冷得多。
那位胖胖的厂主正脸色灰败地签署最后一份资产移交文件，他的家族经营了这家厂子四十年。
房间里除了科瓦尔斯基和委员会工作人员，还有一位来自德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顾问观察员和一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他们沉默地见证着，确保过程合规，防止资产隐匿或暴力抵抗。
原厂主的儿子，一个穿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愤恨地盯着墙上刚刚挂起的波兰新国旗和韦格纳肖像，低声嘟囔着什么。
科瓦尔斯基平静地提醒他：
“先生，根据新法律，您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部分债券补偿。
但煽动性言论不属于受保护的权利。”
年轻人听到这话，识趣的闭上了嘴，颓然坐下。
资本家的权力，正在被文件的签署和法律的执行中，安静地、不可逆转地剥离。
科瓦尔斯基的午餐是在委员会食堂吃的。
吃饭时，他听到了隔壁桌几位年轻波兰干部和一位苏联顾问的争论。
年轻人激情澎湃地谈论要彻底清算所有旧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效仿苏联的做法，但听到他这话的那位苏联顾问反而更冷静：
“同志们，我们需要他们的技术。韦格纳同志在柏林会议上说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善于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力量，在改造他们的同时，让他们为新的社会服务。简单的排挤等于破坏生产力。’
德国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更细致，有专门的技术人才评估与过渡委员会。这点我们是应该学习的。”
下午，科瓦尔斯基参加了罗兹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的是城市配给制改革和新建工人住宅区的分配方案。
德国顾问提供了柏林和维也纳在住房分配上的积分制模型（综合考虑工龄、家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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