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位韦伯艇长，回来之后到柏林来，我要见见他们，听听他们亲口说说当时是怎么想的。
要让所有人知道，在社会主义德国，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扛枪还是拿锹，都是最高的荣誉，党和人民都看在眼里，绝不会让战士们的汗水白流。”
“是，主席，我立刻去办。”
诺依曼迅速记录。
诺依曼刚出去不久，外交人民委员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便准时前来汇报工作。
在简要汇报了与法国新政府就互相承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紧急物资援助、债务处理等事宜达成的原则性共识后，蔡特金重点提到：
“……法共临时革命委员会方面还提出，希望尽快全面开放德法边境，取消签证限制，便利人员、物资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以便更快地学习我国建设经验，稳定法国局势，并加强两国经济协作。”
韦格纳认真地听着，点了点头：
“边境全面开放，人员自由流动，这是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体现，原则上是好事。
但我们也要想到，现在法国百废待兴，局面复杂，一下子完全放开，会不会让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还没肃清的反动残余、投机分子，也趁机流窜过来？”
蔡特金表示赞同：
“是的，主席。我们委员会也是这个意见。
我们建议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首先，对党、政、军、工会、技术专家等必要人员的往来，立即开辟绿色通道；
其次，逐步放宽对普通公民的探亲、商务、旅游限制，但初期仍需一定的审核和报备；
最终目标，当然是实现像我们和法国逐渐无边境化和一体化的未来战略目标。
同时，要建立紧密的情报和安全协调机制，防止坏人钻空子。”
“这个思路对头。” 韦格纳赞许道，
“就像两个人交朋友，一开始也要互相了解，建立信任，不能一下子把家门钥匙都交给对方。
国与国之间，尤其是我们这样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既要满腔热情，互帮互助，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策略和方法。”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变得更加深远：
“蔡特金同志，我们和法国，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多社会主义国家，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近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放下茶杯，
“我看啊，不能指挥棒一挥，就要别人什么都听我的。
那种关系，表面上是兄弟，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是封建家长制在国际关系上的翻版，迟早要出问题，要伤感情。”
“我们和法国，和所有真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和兄弟。”
韦格纳强调，
“平等，就是互相尊重，不分大小，有事商量着来。谁的办法好，就学谁的；
谁有困难，大家就帮一把。
但怎么帮？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强加于人。
法国革命是法国人民自己打出来的，建设也得靠法国人民自己。
我们可以派顾问，给援助，传经验，但最后拿主意的，必须是法国的同志，必须符合法国的实际情况。
这就好比种地，我们德国这块地，种麦子丰收了，就把麦种和种麦子的方法告诉法国同志，但法国那块地是种葡萄还是种橄榄，气候土壤适合种什么，怎么种，还得法国的同志自己摸索，我们最多提提建议。”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根本。”
韦格纳总结道，
“国家之间，再好的兄弟，也不能一个完全靠在另一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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