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斯诺抓住宝贵的时间，问了一些关于经济建设、科技规划、工农联盟、青年培养等更具体的问题。

    韦格纳的回答总是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喜欢用生动朴实的比喻，绝少引经据典的枯燥。

    谈到正在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他说：

    “就像给咱们德国这个大病初愈的人制定个营养计划和锻炼方案，不能指望一天吃成个胖子，得先固本培元，有步骤地发展重工业这个骨架，同时也要让农业、轻工业这些跟上来，满足人民生活。

    急了不行，乱了更不行。”

    谈到对科技的巨大投入，韦格纳的眼神发亮：

    “这是给未来投资，是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资本主义搞科技，首先想的是怎么赚钱，怎么造更厉害的武器打人。

    我们搞科技，首先想的是怎么减轻人的劳动，怎么征服自然造福人民，怎么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当然，国防需要的也得搞，但不能本末倒置。”

    谈到青年，他更是神采飞扬，用手比划着：

    “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不能把他们关在温室里，要让他们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既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又要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

    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能扛枪也能拿锤子，能当科学家也能当好工农。”

    不知不觉，窗外阳光的斜影又拉长了许多。

    秘书诺依曼轻轻敲门进来，低声提醒预定的时间已到。

    韦格纳意犹未尽地挥挥手：

    “再给斯诺同志五分钟，问最后一个问题吧。人家来一趟不容易。”

    斯诺知道这最后的机会无比宝贵，他迅速翻看了一下提纲，问出了那个酝酿已久的问题：

    “主席先生，回顾德国革命和建设这十多年，从302高地起义到今天的柏林，您认为最值得总结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对于世界上其他正在寻求变革或即将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您最想分享什么？”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身体坐直，仿佛在内心快速回顾那波澜壮阔、充满艰辛与希望的风雨征程。

    然后，他清晰而有力地说道，

    “第一，要永远坚定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

    这是我的出发点，也是德国共产党人的归宿。

    制定任何政策，衡量任何得失，判断任何是非，都要用这把尺子量一量：

    是否对工人、农民、普通劳动者有利？

    是否得到了他们的拥护？

    失去了这个根基，就像树断了根，一切都会枯萎、变质。

    第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书本要读，理论要学，别国的经验要参考，但最终必须和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具体情况、和这群人民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

    不能搞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当成僵死的公式；也不能搞经验主义，盲目蛮干。

    要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规律。

    第三，要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同时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务实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柏林到波茨坦的短途旅行。

    会有挫折，有反复，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有时甚至要迂回前进。

    既要看到光明前途，鼓舞士气，防止悲观失望；又要脚踏实地，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去克服，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急性病和慢性病都要不得。

    第四，要敢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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