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下的命令？”
“我父亲没有直接说‘你去袭击人民委员会’。”克劳斯的声音嘶哑，
“他只是告诉我，约瑟夫·迈尔的调查组已经把人抓进去了，他的名字被列在待进一步核实栏里，那座庄园随时可能被收走。
他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他说，钱已经转到了瑞士，船票也订好了，只差最后一个机会……”
克劳斯睁开眼，
“他没有说你去杀人。他从来不需要说。我替他做了二十年脏活，早该知道，那晚宴会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
海涅曼沉默良久。他把那支注射器收回证物袋，推至桌角。
“你父亲对七月二十七日袭击的具体计划知道多少？”
“日期、目标、大致规模。具体行动方案由我制定，他没有过问细节。
但所有资金、武器、逃逸路线和境外接应，都是他通过旧关系网提前安排的。
没有他，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成。”
“1927年以来，”海涅曼问，“你们与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方面的联系，具体通过哪些中间人？”
克劳斯报出一串名字。
有些海涅曼已经掌握，有些是档案里没有的新线索。他一一记下。
“瑞士银行的账户信息。”
“苏黎世州银行，账号63719，户名是父亲母亲姓氏的组合拼写变体。
授权签字人是我父亲和我。”
“那不勒斯人和他的意大利同伙现在藏在哪里？”
“不知道。二十七日当晚枪响后，我开车带他们出城，原计划把他们送到萨尔茨堡附近一个安全屋，再由其他渠道转往瑞士。
但第二天清晨所有出城道路都被封锁了，我们只好折返回。
那不勒斯人说他有办法自己走，不需要我管。
从那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海涅曼记录完毕。他合上笔记本，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一点零四分。
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时限还剩不到十三小时。
但案件主脉络已经清晰，剩余工作只是追捕那不勒斯人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以及对已落网嫌疑人的进一步审讯核实。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停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克劳斯低着头，没有应声。
“你刚才说，1923年你第一次替父亲办事。到今年七月，六年了。”
海涅曼背对着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干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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