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罪专章，都有明确量刑标准。物资盗卖案值超过五十万马克，勾结境外势力，包庇家属参与反革命武装袭击——三条并罚，足够判处二十五年以上监禁。”
“二十五年。”韦格纳重复。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抢救过来，”施密特平静地补充，
“可以适用死刑条款。”
韦格纳没有接这个话。他沉默了几秒。
“我是问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条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
半晌，他终于说，
“此案必须从重、从快、从严。
这类体制内缝隙如果不彻底封堵，它会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掏空整座大厦。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让他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让所有仍在观望、仍在犹豫、仍在心存侥幸的人看清楚：
触碰红线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这个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顿了顿。
“至于那些‘缝隙’本身——审批流程的漏洞、监督机制的空转、干部考察的表面化——这是更长期的工程。
我在准备一份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但需要至少三个月才能完稿。”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个老男爵呢？”韦格纳问，
“弗里德里希·冯·艾兴多夫。七十一岁，二十年如一日资助反革命、组织地下网络、培养儿子充当黑手套。他才是这个案子的总根。”
“包庇、窝藏、资助反革命暴力犯罪，组织地下保皇势力，非法持有武器，与境外敌特势力勾结。
任何一条都够判无期。数罪并罚，可以判死刑。”施密特顿了顿，
“但我建议不立即宣判死刑。”
“哦？”
韦格纳抬起眼。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详细说说。”
“他七十一岁，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羁押所体检报告显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诉程序也未必能活到执行。”
施密特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活着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价值。”
“怎么说？”
“他在旧奥地利贵族圈子里人脉很深，过去二十年结识的遗老遗少遍布德语区。
这些人在1918年革命后失去特权，大部分蛰伏，少部分像他一样转入地下活动。
我们对这个网络的掌握还很有限。
一个活着的冯·艾兴多夫，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韦格纳沉默片刻。
“他会开口吗？”
“那就要相信办案同志们的智慧了不是吗？”
施密特笑着说，韦格纳则把话题收回来。
“林茨案基本清晰了。
老男爵是总根，长子是体制内腐败节点，幼子是武装执行层，意大利人是外部技术支援，慕尼黑和维也纳的保皇党人是资金和人脉网络的上游。
这像一个剖面，把旧势力在新政权下的生存形态完整地切开了。”
他停顿。
“问题是，这样的剖面，全国还有多少个？”
施密特没有回答。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第二份材料，放在桌上。
这份比第一份更厚。封面上没有标题，只有一个编号：GZ-1929-07。
韦格纳打开。
第一页是一张统计表。表格里是1927年以来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在全国范围内查处的“具有旧政权背景之职务犯罪案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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