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遥远的梦想，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一九三零年，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农民交不起地租，工人买不起面包，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谁能改变这一切？
共产党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
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号的地下小党，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力量。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却很有效：
“学习德国，但不照搬德国。走西班牙自己的路。”
一九三零年十月，巴塞罗那。
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兰布拉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码头工人正在罢工，工厂里机器轰鸣，大学里学生们在讨论革命。
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
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容削瘦，眼神锐利。
他叫何塞·迪亚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旁边坐着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后来被人民称为“热情之花”——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目光坚定。
还有几个从各地区赶来的代表。
迪亚斯开口了。
“同志们，欧洲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
英国在衰退，美国在危机中挣扎。而我们西班牙，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刚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共产国际建议我们，根据西班牙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革命路线。不要照搬德国模式，也不要照搬法国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伊巴露丽说：“自己的路？什么路？”
迪亚斯说：“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他们讨论了很久。
有人主张武装起义，像法国那样。有人主张议会斗争，像德国早期那样。有人主张先在农村发动农民，像苏联那样。有人主张先在城市组织工人，像意大利那样。
最后，迪亚斯总结说：
“同志们，西班牙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强大的王权，有根深蒂固的教会，有四分五裂的地区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别人的经验。”
他顿了顿。
“但我们可以学习。学习德国的群众路线，学习法国的武装斗争经验，学习苏联的土地政策。
然后，结合西班牙的实际，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他站起来。
“第一步，扩大组织。让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学校，都有我们的同志。
第二步，加强宣传。让每一个西班牙人都知道，社会主义不是魔鬼，是面包、是土地、是尊严。
第三步，等待时机。当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
伊巴露丽也站起来。
“迪亚斯同志，如果时机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迪亚斯看着她。
“我们正在准备。”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马德里。
阿方索十三世最后一次召开内阁会议。
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加泰罗尼亚宣布自治，共和派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军队开始动摇，教会失去威信，经济濒临崩溃。
有人建议他退位，把王位让给儿子。有人建议他流亡。还有人建议他强硬镇压，像过去那样。
他沉默了。
最后，他站起身。
“先生们，我累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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