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人，不能一刀切。要根据他们的身份、行为、认罪态度，分别处置。”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一类——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
这批人，下放劳改。把他们送到农村、矿山、林场去，和工农一起劳动。
劳动期间，保留公民身份，但限制人身自由，不得离开劳改地点。劳动期限根据表现确定，最短一年，最长五年。”
“二类——在政府和文化机构中为这些人打掩护、提供便利的内应。
这批人的行为比甲类更恶劣，因为他们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位和信任来对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处理是——开除现有职务，调往三线或边远艰苦地区的基层岗位，降级使用，不得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具体去向由组织部门另行确定。”
“三类——被裹挟、被煽动的一般参与者，认罪态度较好，愿意悔改的。
这批人从轻处理，在单位内部进行批评教育，记过处分，暂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需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动态，接受监督。”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施密特率先开口。
“主席同志，一类的处理方案中，‘下放劳改’的执行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
是集中关押，还是分散安置？是强制劳动，还是与工农同工同酬？
这些细节如果不明确，基层执行起来会出问题。”
韦格纳点了一下头。
“施密特同志，你组织司法部和内务部的同志，在三天之内拿出一个实施细则。
原则是——劳改不是惩罚，是改造。不是把这些人关起来不让他们说话，是让他们在劳动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民，认识这个国家。
如果他们能在劳动中真正转变思想，提前解除劳改也不是不可以。”
克朗茨等韦格纳说完之后，才开口。
“韦格纳同志，我只有一个问题。
这批人里面，有没有人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如果有，应该另案处理，不能和普通的‘串联’混在一起。”
韦格纳看着台尔曼。台尔曼翻开报告，翻到第二页。
“有四个人涉及泄露内部文件。
其中柏林大学法学院的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违规打听并伙同组织内的干部调取了关于威廉二世健康状况的机密文件，并转交给了《人民的声音》的编者。
这份文件虽然没有标注‘绝密’，但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属于‘限内部使用’的级别。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串联’的范畴。”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贝克尔另案处理。由司法部门按法律程序起诉。其他人，按我刚才说的三分类执行。”
韦格纳知道，处理这批人不是目的，目的是让那些还在观望、还在犹豫、还在心里嘀咕“我能不能也写一篇”的人看清楚——这个国家，不是用笔杆子来领导的。
笔杆子可以写文章，可以写诗，可以写小说，可以写任何东西。
但笔杆子不能指挥枪杆子，不能指挥政权，不能指挥人民。笔杆子是指尖，不是大脑。
十月十五日，《红旗报》第三版。
在“处理了一批”的同时，中央也“表扬了一批”。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中央。
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那些真正在教书育人、在传播知识、在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的。
他们没有写文章，没有发传单，没有串联。他们每天按时上班，认真备课，耐心解答学生的问题。
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但他们却是这个国家文化阵地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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