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和最原始的血管扩张剂，与真正能改变疾病进程的现代医学之间隔着整整一代药物革新的距离。
但这条世界线不一样。
1918年革命成功之后，德国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是一九一零年代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在韦格纳有意识的引导下，科研资源被大量倾斜到了基础药物研发和临床医疗体系的建设上。
建国后不到三年，磺胺类药物就被德国的一个科研团队成功合成并投入临床试验——那一突破比原历史线提早了将近十年。
磺胺的出现让感染性疾病和术后并发症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原本可以夺走无数人生命的感染，在磺胺类药物面前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的、可以被逆转的病理过程。
列宁是在被刚接到柏林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原历史线上的第二次中风发作已经在他的左半侧身体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在持续下滑。
但德国的医疗团队拿出了完全不同于那个年代常规疗法的治疗计划——他们通过细致的血管造影确认了脑部血管的堵塞位置，用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台能用的颅内降压设备在急性期控制了颅内压力。
然后用磺胺类药物清除了多次感染引起的残余炎症，再结合严格的饮食管控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把他的身体从连续的衰竭下滑线上硬生生地拉了回来。
但治标治本之间还有一层。
列宁的血管硬化是常年吸烟、高盐饮食和过度工作堆积出来的结构性损伤，不是靠药物能逆转的。
于是韦格纳亲自下令——列宁同志必须戒烟，盐分摄入必须缩减到原先的三分之一以下，工作时长被严格限制在每天不超过三小时，中间必须穿插至少两次休息。
这几条禁令在刚实施的时候列宁本人曾经表示过强烈的抵抗，他当时说过一句被在场的护士们记了很久的话：
"让我一天只看三个小时的文件，等于让我看着别人替我走路。"
但韦格纳没有在这件事上让步，俄共中央的同志们也一致支持这个决定。
十年多过去了。
这些措施把他的生命从那条几乎已经注定会在五十岁出头就中止的时间线上拽了出来，一路延续到了现在。
六十七岁。他的左半侧身体仍然有些不便，手指的精细动作不够灵活，走路时需要搀扶或者使用轻便的辅助支架，说话时偶尔会在句子的中段突然停顿一瞬。
但他的思维仍然清晰得惊人，记忆的准确性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超出了大多数他这个年纪的人。
韦格纳看了一眼床头柜上那本书的封面，是一本关于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生产合作社规模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经济研究文献，俄文版，书脊已经被翻松了，页码之间的那道折痕说明这本书被反复阅读过不止一遍。
"您还在看这种厚东西？"
韦格纳说，语气里带着一点半开玩笑的责备，
"医生不是让您每天最多看三个小时吗？"
列宁侧过头，目光落在那本书的封面上，嘴角的那道弧度加深了一点点，像是被抓到了一件他本来还想再藏一会儿的小事。
"三个小时看完了，然后多翻了十分钟。十分钟不算什么。"
"十分钟加十分钟，慢慢积累起来就是一整天。"
"那你让他们把我的药量减一减。"
列宁说完这句之后笑了。
韦格纳也笑了。
他伸手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拧亮了一点，暖黄色的光在房间的角落里铺开，把窗台上那几枝腊梅的影子投在浅色的墙面上。
"说正事，伊里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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