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事——建工厂、修铁路、办学校、改土地。
这很好。
但速度本身会带来一种惯性，就是当我们跑得太快的时候，很容易只盯着自己脚下的这一块路，而忘记了整条路的方向。
德国这些年给了同志们一个好的例子，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标准的统一放在了跟生产速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零件有公差标准，铁路有轨距标准，工人培训有课时标准，学校课程有内容标准。
这些标准看起来很细，但正是这些细的东西让整个系统不会因为某一个环节跑得快、另一个环节跑得慢而散架。
如果我们在快速建设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一套标准来配自己的零件，那等到这些零件需要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之间就会有装不上的缝隙。
我们需要在早期就建立一套能让所有零件最后都能拧到一起的统一规范。"
列宁把讲台上的稿纸翻了一页，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差异造成的整合困难。
我们现在有了二十多个成员国，这些国家之间的工业基础差距是存在的，有些国家的工厂设备已经是现代化的，有些国家还在使用旧时代的机器。
如果统一要求所有国家在同一时间达到同样的生产标准，那对基础薄弱的同志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对基础较好的同志们来说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弹性的、分阶段的、承认差异的整合方式——让走得快的先走，但不让他们因为走得快就关上门不让后面的人跟上；
让走得慢的慢慢走，但给他们铺一条能走得稳的、不会滑倒的路。
德国在这方面有一个做法值得参考，就是他们在跟不同国家合作的时候，会根据对方的实际条件来调整技术输出的深度和节奏。
不会因为对方基础差就把标准降得很低，也不会因为对方基础好就把所有复杂的东西一股脑塞过去。
这个度，把握得好，就是整合成功的基础。"
列宁同志说道这里，他换了一口气，嘴唇微微抿了一下，然后继续。
"第三个，旧社会残余在基层的顽固性。
我们当然都知道——地主被推翻了，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了，旧军队被解散了，旧的法律被废除了。
但我不认为这些改变就自动意味着旧社会的一切思想残余和习惯习性已经彻底消失了。
它只是从一个显性的位置转移到了一种隐性的状态，成为了基层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部分，它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意识深处，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影响基层干部的做法，影响群众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影响旧社会的一些思维方式在面对新情况时很难被彻底清除。
我注意到德国方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不是简单粗暴的办法——不是靠口号，不是靠整人，是靠在基层社区中提供足够的替代方案，让人们在新制度的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不一样。
当一个人每月有稳定的收入、孩子能上学、生病了有药可吃、家里的开销在可承担的范围内，那些旧思想对行为的控制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力量。
这种办法很朴素，但也很有效。"
"第四个，也可能是一个在座的同志们都隐约感觉到但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问题——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的培养速度如何跟上发展的需求。
我们现在已经在到处建工厂了，但机器到位之后谁来操作？
谁来维护？
谁来教下一代怎么操作？
谁来做技术改进？
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整个集体一同学习，他们用一套统一的工业技术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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