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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柏林中央党校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长齐了，葱葱茏茏地遮住了宿舍楼前那条砖铺甬道的大半。贝克尔站在宿舍二楼的窗前往下看，看见好几个穿灰蓝色制式便服的学员正从甬道上三三两两地走过，有人手里夹着文件夹，有人边走边比划着在争论什么，有人肩并肩走着忽然一起笑了。
贝克尔把窗台上的那盆天竺葵端起来看了看土，干了，浇了小半杯水，放回去。
那盆花是他母亲临走前买的，说"宿舍里有点绿的东西精神好"，如今已经养了三年多，枝头开了几朵深红色的花，在上午的光线里艳极了。
贝克尔把手在裤子上擦干，转身看了看桌上那封信。
信是昨晚到的。
信封上的字迹他认得，圆润工整的笔体，正是母亲的手笔。
父亲写信的时候字要潦草得多，笔画拉得开，有时候写到纸边了就把字挤成一团塞进角落里，潦草但能看出写得认真。
他把信拆开又看了一遍。
母亲在信里说东大的春天来得比德国晚一些，四月份还在飘柳絮，五月才真正暖和起来。
她跟父亲现在在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当地同志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带院子的土房，院子里种了棵枣树，她说等结了枣子晒干了寄回来给他尝尝。
父亲在信后补了几行字，说他在当地一所技术学校里教基础机械制图，学生都挺好学，有一半人以前从没摸过铅笔，现在能画出整张零件图了。
最后一句写的是"我和你母亲身体都好，勿念。你在党校的结业分配定了之后来信告知方向。"
贝克尔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搁进抽屉里。
抽屉里已经攒了十几封信，按时间顺序排着，最底下是四年多前他刚到柏林时母亲寄来的第一封，纸边已经泛黄了。
他关上抽屉，在床边坐了片刻，然后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走廊里已经热闹起来了。
今天是毕业分配公告的日子，学员们不用上课。
走廊上几个同届的学员正聚在一扇窗户边聊着天，有人认出了贝克尔喊了一声"早"，他应了一声走过去加入了那个圈子。
窗户外面能看到校区的中心广场，广场上已经站了不少人，三三两两地围着公告栏的方向在看。
"怎么样，紧张不？"
旁边一个叫埃里希·瓦格纳的学员用肩膀轻轻撞了他一下。
埃里希比贝克尔矮半个头，脸圆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的时候能看到两颗有点歪的门牙。
他家在鲁尔区，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纺织厂工作。
贝克尔跟他在入学的头一年就认识了，两人睡同一间宿舍，一起熬过政治经济学的考试，一起在食堂里就着一碗土豆汤讨论过"如何让非洲大陆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这种在当时看来好高骛远但谈起来热血沸腾的话题。
"紧张倒不至于。"
贝克尔说，侧头看着广场那边公告栏前越聚越多的人群。
"就是有点好奇，自己会被分到哪里去。"
"我猜你肯定报了什么吃苦的地方。"
埃里希推了推眼镜，转脸看着他，那双圆圆的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说得对吧"的笑意，
"我太了解你了。去年讨论课你交的那篇论文写的就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对策'，当时教授让你做总结发言你说了四十多分钟，说老实话，我们底下都开始掐大腿让自己别打瞌睡了，可你讲的东西确实有道理。
你那时候就说'最需要人的不是柏林也不是巴黎，是那些铁路还没铺到的地方'——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往那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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