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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点了点头。“给里昂同志的电报里加上这段。措辞要客气——是建议，不是命令。
美共的事，美共自己定。我们只提建议，供他们参考。”
他把三份电报叠好，放进文件夹。
“还有一件事——给海伍德和东线部队发一封嘉奖电。就写：
东线部队在二十四天内突破波托马克河防线，推进五十公里，兵临华盛顿城下，打出了美共部队的军威。
德国同志向你们表示祝贺。炮弹管够，接着打。”
施密特笑了一声。
“炮弹管够——这话海伍德爱听。”
“他爱听，咱们就多说几遍。”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雪。
“美国那边打完了，接下来就是重建。重建比打仗难。打仗靠炮弹，重建靠干部。咱们得提前准备。”
他转过身。
“施密特，你回头跟托勒商量一下——从德国技工学校抽调一批教员，准备去美国办培训班。教什么？教电工、教机修、教会计、教市政管理。美共那边战争打完了，这些人都用得上。”
“行。我这就去办。”
施密特站起来往外走。韦格纳又叫住他：
“还有——给贝克尔的报告写封回信。他在贺家湾干得好，让他再蹲一年，把贺家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印出来发全边区。
东大那边的事，跟美国那边的事，道理是一样的——仗打完了，干部得跟上。贝克尔在贺家湾蹲出来的经验，美国人用得上。”
施密特点了点头，出了办公室。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雪。远处勃兰登堡门的轮廓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的，街上的电车亮着灯，慢悠悠地驶过去。
他把手插进口袋，自言自语了一句：
“美国打完了，下一个是谁？”
没人回答。窗外只有雪落的声音。
柏林，潘科区，中央干部培训学院，1941年1月。
这所学院战前是柏林大学的一个分部，几栋灰砖楼围着一个长满冬青的院子。
革命后改成了中央干部培训学院，专门培训来自各国的政工干部。
学制半年到一年不等，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党建理论、群众工作方法、行政管理、合作社组织，还有一门德国人特有的课——“战后社会重建案例分析”，拿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的经验当教材，一条一条掰开讲。
正月里的柏林冷得厉害，院子里的冬青蒙着一层霜。
主楼二楼的教室里正在上课，讲课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德国人，叫赫尔曼·韦伯，退休前是鲁尔区工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退下来之后被返聘到学院当教员。
他站在黑板前面，拿粉笔写了三个词：所有制、分配、积极性。
“今天讲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韦伯把粉笔搁下，扫了一眼教室。底下坐着三十来个学员，肤色各异，有东大的、朝鲜的、日本的、东欧的、拉美的，还有两个从美国美共控制区来的——一男一女，男的叫杰克·汉密尔顿，女的叫安娜·帕夫洛夫娜，都是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来的基层政工干部。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合作社是干什么的？”
底下有人答“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人说“提高生产效率”，杰克·汉密尔顿用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说：
“把散户组织起来，别让中间商赚差价。”
韦伯笑了一下。
“都对，但都不全。合作社首先是一种所有制形式。
土地是谁的？工具是谁的？分配怎么定？
这三条不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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