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红岸虽然仍名义上隶属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编制序列，但科研主导权实际上移交给了中科院下属的天文研究所。为了生存，基地不得不承担大量与外星探索并无直接关系的国防和民用科研项目，从电离层探测到卫星信号接收，什么都做。”

    “我听沙瑞山提起过，”汪淼带着敬意看向叶文洁，“您许多杰出的太阳物理学和射电天文学成果，正是在那个时期，在红岸完成的。”

    “是的，”叶文洁平静地承认，“红岸巨大的天线系统和升级后的接收设备，起初承担了一些常规的射电天文观测任务，那时它确实是国内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之一。后来，随着云南、新疆等地更专业、更先进的射电天文基地陆续建成，红岸在纯天文观测上的优势不再。它的研究重心，彻底转向了对太阳电磁活动、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观测与分析。为此，基地还加装了一台高精度的太阳光学望远镜。我们团队建立的几个太阳活动电磁辐射模型，在当时国际上该细分领域也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并且转化出了一些空间天气预测、短波通信干扰预警等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接地气’的应用成果，红岸的巨额前期投资，才在某种程度上，在账面上看到了微弱的回报。”

    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复杂，“而这一切能勉强维系，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雷志成政委后期的……积极运作。当然，他也有其个人的考量。”

    汪淼了然，带着一丝不平：“回到他的专业？您提过他入伍前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您当时身份敏感，成果恐怕……他更多是将您的计算和研究，署上了共同署名？甚至……”他没有说下去。

    叶文洁宽容地、甚至带点苦涩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世事洞明的淡然。“汪教授，历史需要辩证地看待。如果没有雷政委后期利用他的位置和影响力，四处奔走争取经费、维持基地运转，红岸恐怕在正式移交中科院之前就已经解散了，那些研究也无从谈起。至于署名……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红岸正式划归‘军转民’、由中科院全面接管后，军方就完全放手了。而中科院显然无力独自承担这样一个庞大设施的维护和运行费用。所以，”她的声音带着一种终曲般的平静，“一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天线停止了转动，设备陆续封存或拆走，人员分流，基地……渐渐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叶文洁的目光变得柔和而遥远：“后来的事……就比较私人了。我进入红岸的第四年，与杨卫宁……组成了家庭。”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的语气有细微的波动，“婚礼很简单，就在基地里举行，由一直很关照我们的丁伟将军主持。”提到丁将军（前文为叶文洁进入核心做担保的丁伟），她眼中闪过一丝真实的温暖，“他也算是我和杨卫宁的媒人之一吧。他年事渐高，一次来基地视察探望后，就喜欢上了雷达峰清静的环境，后来干脆留在这里疗养，直至离世。他的两个老战友的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子女，也曾在基地长大，后来军方负责了这些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安置。现在我们联系比较少了。只是听说，丁将军的儿子和儿媳，好像是负责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相关人员。李军长（李云龙）和赵政委（赵刚）的子女……应该是抗战胜利60周年大阅兵上，仅存的、能代表红岸基地历史的战士方阵成员了……”她的声音略微低沉下去，“还有一件事，那时我终于辗转打听到了父亲的确切下落……可惜，他已经溘然长逝了。未能再见他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但知道他最终得到了平反，获得了安宁，我内心的负疚感……稍稍减轻了一些。”

    空气仿佛随着她的叙述而凝滞，充满了往事沉淀下的重量。叶文洁的语气变得更为低沉，带着刻意压制的平静：“再后来……在一次基地大型设备的定期检修事故中，杨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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