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女护士的流氓的牙都打到西西里岛去了。谁他妈能看上我？”
玛利亚愣住了。艾米莉亚噗嗤笑出声。乔瓦尼摇头，但眼里有笑意。
“你这孩子……”玛利亚最终无奈地说，“被战争影响了。”
“不是影响。”刻律德拉说，“是改变。我看到了太多东西，无法再回到从前。”
晚餐后，刻律德拉换上母亲准备的裙子——深绿色长裙，领口有白色蕾丝。她被按在梳妆台前，玛利亚给她梳头，艾米莉亚帮她戴上珍珠耳环（“前线回来时耳朵没受伤，真是奇迹”）。
“你还是可以很美的。”玛利亚看着镜中的女儿，眼眶又红了。
刻律德拉看着镜子。里面的人陌生又熟悉：脸比三年前瘦削，颧骨突出，眼神里有某种坚硬的东西。但轮廓依然是少女的，嘴唇的颜色是自然的红，没有前线女兵常见的苍白。
“美不重要。”她说，“但穿裙子……确实舒服。军装太重了。”
圣诞节后几天，刻律德拉渐渐适应和平生活。她早晨散步，下午读书，晚上和家人聊天。但她睡不安稳——梦里总有炮声，有泥浆，有燃烧的坦克和倒下的士兵。她会在深夜惊醒，坐在床边，直到黎明。
1919年1月，她开始计划游历。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她对父亲说，“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观察者。战争改变了世界，我想亲眼看看那些改变。”
乔瓦尼理解她的想法。他资助了旅费，准备了护照和推荐信——贝洛蒂家族在商业上有不少联系，在中国、美国、英国都有合作伙伴。
“但要注意安全。”乔瓦尼说，“战争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平静。俄国在革命，德国在动荡，殖民地地区有骚乱。”
“我知道。”刻律德拉说，“但平静的世界……也许更可怕。”
1919年4月，刻律德拉乘船抵达上海。
上海的港口拥挤不堪：欧洲的商船、日本的军舰、中国的帆船，还有无数小艇穿梭其间。空气里有海水的咸味、煤烟的呛味、还有各种货物混杂的复杂气味。
刻律德拉住进一家欧洲人经营的旅馆。第二天早晨，她在餐厅遇到一群年轻人——中国人，但穿着西式服装，说话间夹杂着法语和英语词汇。他们在热烈讨论什么，桌上摊着报纸和地图。
刻律德拉注意到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封面是蓝色的，标题用中文写着，但格式和她那本列宁的小册子相似。她走近时，那个年轻人抬起头。
他大约二十多岁，身材瘦削，面容清秀，但眼睛格外明亮。看到刻律德拉手里的书（她正在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露出惊讶的表情。
“您读列宁的著作？”他用英语问，带着明显的口音。
刻律德拉点头：“你也读？”
年轻人笑了：“我读各种思想。列宁、马克思、卢梭、孟德斯鸠，还有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他站起来，礼貌地伸出手，“我来自湖南省。这些是我的同学，他们准备去法国留学，不过，我可能会留在国内考察。”
刻律德拉握手。青年的手很瘦，但有力。他的同学们也好奇地看着她——一个欧洲年轻女性，读列宁的书，这在1919年的上海不多见。
“我是刻律德拉·贝洛蒂，意大利人。”她说，“刚从战场回来，现在游历世界。”
“战场？”青年眼睛一亮，“您参加了世界大战？”
“凡尔登、索姆河、巴尔干。”刻律德拉简单列举，“三年。”
餐桌上的气氛变了。那些年轻留学生围拢过来，询问战场细节，欧洲局势，战争的影响。刻律德拉发现，他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超她的预期——他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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