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佛朗哥的国民军得到德意源源不断的援助。
10月，卡尔营长召集最后一次军官会议。烛光下，每个人的脸都像石刻般凝重。
“共和国政府决定撤离马德里。”卡尔的声音沙哑，“国际纵队将被解散，志愿者可以自行选择：去法国边境寻求避难，或者留在西班牙打游击。”
“我们失败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志愿者问，声音里带着不甘。
卡尔沉默良久：“军事上，是的。但这不是结束。法西斯在西班牙赢了这一仗，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才刚刚开始。你们每个人——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把在这里看到的、学到的带回去。告诉你们国家的人，法西斯是什么，它做了什么。下一次，我们会准备得更好。”
刻律德拉举手：“中国战事正紧。我想回去。”
阮文忠接着说：“我要去法国——‘宗主国’看看。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然后回越南。”
朱塞佩说：“我去苏联。那里是反法西斯的大本营，我需要学习更多。”
路易吉选择英国：“伦敦有流亡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我会加入他们。”
分别的时刻到了。1937年11月，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镇，国际纵队第11旅最后的幸存者们互道珍重。总共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不到一百人还活着并能行动。
刻律德拉和阮文忠、朱塞佩、路易吉四人交换了通讯地址——经过战争考验的地址，不写具体住址，只写联络点和暗号。
“巴黎拉丁区‘莎士比亚书店’，找西尔维娅，说‘马德里的丁香花开了’。”阮文忠说。
“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找安德烈，说‘意大利的春天会来’。”朱塞佩说。
“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左翼书店’，找约翰，说‘都灵的工人在等待’。”路易吉说。
刻律德拉想了想：“上海法租界‘真光书店’，找陈先生，说‘北平的学生还记得’。”
他们拥抱，没有眼泪——眼泪在战场上流干了。只是紧紧拥抱，像抱住即将熄灭但仍有温度的炭火。
“我们会再见的。”刻律德拉说，“在法西斯被打败的那一天。”
“那时我们在罗马、在柏林、在东京庆祝。”路易吉勉强笑了笑。
“也在河内、在上海庆祝。”阮文忠补充。
他们分开，走向不同的方向。刻律德拉回头看了一眼：阮文忠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向法国边境检查站，朱塞佩挤上了一辆开往马赛港的卡车，路易吉和一个英国记者同行。西班牙的山在秋色中斑斓，但山下是战争留下的焦土。
她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口袋里揣着伪造的护照——国际纵队为她准备的，身份是“意大利记者”，名字是“克里斯蒂娜·罗西”。真正的刻律德拉·贝洛蒂在意大利政府眼中是“叛国者”，因为她在国际纵队对抗意大利黑衫军。
漫长的旅程：从西班牙到法国马赛，乘船穿越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过红海，横渡印度洋，1937年7月下旬，刻律德拉终于回到上海。
船在黄浦江入港时，她站在甲板上，看到了熟悉的景象：外滩的万国建筑，江上的各国军舰，码头上忙碌的苦力。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更多的军舰，更多的沙包工事，更多的难民。
报纸带来了更坏的消息：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长城防线危在旦夕。
刻律德拉在法租界的小公寓安顿下来后，立刻去找陈先生。真光书店还在，但门口挂着“盘点歇业”的牌子。她敲了后门，三长两短——约定的暗号。
门开了，陈先生看到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宽慰的表情：“你回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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